《艺术哲学》摘抄 #7

在一个如此狭小的区域之内,一切都清清楚楚映在脑子里;国家的观念不象在我们心目中的抽象,渺茫,无边无际;那个观念是感官所能接触的,和地理上的国家混在一起的;两者都轮廓分明,映在公民的头脑中。他一想到雅典,科林斯,阿哥斯或斯巴达,就想到那个地方的山谷的凹凸,城镇的形状。他既熟悉一邦的疆界,也认识一邦的公民;而政治范围的狭小,和地形一样首先给人一个大小适中,界线确定的模型,作为他一切思想活动的范围。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考察他们的宗教。他们并不意识到宇宙无穷,并不觉得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切有限的生物,不管如何巨大,在宇宙中只是一刹那和一小点。时间并没有在他们前面竖起亿万年的金字塔,像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使我们渺小的生命显得像一个蚁穴,一撮沙土。希腊人不象印度人,埃及人,闪米人,日耳曼人那样挂念永无休止的轮回,坟墓中的静寂与永恒的睡眠;他们不想到没有形状的无底深渊,其中冒出来的生物似乎只是一阵水汽;也不想到独一无二,包罗万有,威力无边的上帝,自然界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身上,而天和地在他只是一个帐幕和一个台阶;他们也没有虔诚的心情,在万物之中和万物之外发现那个庄严的,神秘的,无形的威力。希腊人的思想太明确,建立在太小的尺度之上。“包罗万有”的观念接触不到他们,至多只接触到一半;他们不奉之为神,更不视之为人;这个观念在他们的宗教中并不凸出…
…他们把推动命运和分配命运的那股隐藏的力造成一个内美西斯(Nemesis),专门打击骄傲的人,抑制一切过分的事。神示的重要箴言中有一句:“勿过度”。全盛时代的一切诗人与思想家的忠告不外乎勿存奢望,忌全福,勿陶醉,守节度。他们看事情最清楚,理性完全出于自发:这种种都非其他民族可比。他们开始思考,想理解世界的时候,就按照自己心中的形象去理解。他们认为宇宙是一种秩序,一种和谐,是万物的美妙而有规则的安排,而万物又是变化无穷,生生不灭的东西。后来的斯多噶派把宇宙比作一个有最完善的法律统治的大城市,其中既不容许有巨大无边,渺渺茫茫的神明,也不容许有专制暴虐,吞噬生灵的神明。能设想这样一个世界的心灵当然健全平衡,不会感到宗教的迷惘。

希腊的灭亡不是偶然的,而是不可避免的。希腊人设想的国家太小了,经不起外面的大东西的撞击;那种国家是一件艺术品,精巧,完美,可是脆弱得很。他们最大的思想家,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把城邦限制为一个五六千自由人的社会。雅典有两万人口;在他们看来,超过这数目就要变作一群贱民了。他们想不到更广大的社团能够安排得井井有条。他们心目中的城邦只包括一座神庙林立的卫城,埋着创始英雄的骸骨,供着本族的神像,还有一个广场,一个剧场,一个练身场;几千个朴素,健美,勇敢,自由的人,从事“哲学或者公共事务”;伺候他们的是奴隶,耕田和做手艺的也是奴隶。在色雷斯,在黑海,意大利和西西利沿岸,这一类美妙的艺术品每天都在出现,完成;思想家看惯了,认为一切别种形式的社会都是混乱的,野蛮的。但这种艺术品的完美全靠它的小巧,在人世猛烈的冲动与震动之下,只能维持一个短时期。
与这些缺点向辅而来的有程度相等的优点。固然他们的宗教观念缺少严肃与伟大,固然他们的政治机构不够稳固与持久,但宗教或国家的伟大使人性趋于畸形发展的弊病,他们也免除了。--在别的地方,机能的天然的平衡受到文明的破坏;文明总是夸张一部分机能,抑制另一部分机能;把现世为来世牺牲,把人为神牺牲,把个人为国家牺牲。文明造成印度的托钵僧,埃及与中国的官僚,罗马的法学家与收税官,中世纪的修士,近代的人民,被统治者资产阶级。在文明的压力之下,人有时胸襟狭窄,有时兴奋若狂,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他成了一架大机器中的一个齿轮,或者觉得自己在无穷的宇宙中等于零。--在希腊,人叫制度隶属于人,而不是人隶属于制度。他们把制度作为手段,不以制度为目的。他利用制度求自身的和谐与全面的发展;他能同时成为诗人,艺术家,批评家,行政官,祭司,法官,公民,运动家;他锻炼四肢,聪明,趣味,集一二十种才能于一身,而不使一种才能妨碍另外一种;他可以成为士兵而不变作机器,成为舞蹈家歌唱家而不成为舞台上的跑龙套,成为思想家和文人而不变作图书馆和书斋中的学究,他决定政治而不授权给代表,为神明举行赛会而不受教条束缚,不向一种超人的无穷的威力低头,不为了一个渺茫而无所不在的神灵沉思默想。仿佛他们对于人与人生刻划了一个感觉得到的分明的轮廓,把其余的观点都抛弃了,心里想:“这才是真实的人,一个有思想,有意志,又活泼又敏感的身体;这才是真正的人生,在呱呱而啼的童年与静寂的坟墓之间的六七十年的寿命。我们要使这个身体尽量矫捷,强壮,健全,美丽,要在一切坚强的行动中发展这个头脑这个意志,要用精细的器官,敏捷的才智,豪迈活跃的心灵所能创造和欣赏的一切的美,点缀这个人生。”在这个世界以外,他认为一无所有;即使有一个“他世界”,也不过像荷马说的那个西米利安人的乡土,是个暗淡无光的死人住的地方,罩着阴沉的雾,充满软弱的幽灵,像蝙蝠一样成群结队,发出尖锐的叫声,在土沟里喝俘虏的鲜血取暖。希腊人的精神结构把他们的欲望和努力纳入一个范围有限,阳光普照的区域,和他们的练身场一样明亮,界限分明;我们就得在这个场地上去看他们的活动。

“这些民族都活泼,轻快,心情开朗。残废的人也不垂头丧气:他看着死神缓缓降临;在他的周围,一切都笑靥迎人。荷马与柏拉图的诗篇所以有那种恬静的喜悦,关键就在于此。在《菲独》中叙述苏格拉底之死,也不大流露哀伤的情调。所谓生命无非是开花与结果;此外还有什么呢?假使像一般人所主张的那样,关心死亡是基督教与近代宗教情绪最重要的特征,那么希腊人是最缺少宗教情绪的民族。他是肤浅的,把生命看做既没有什么灵异,也没有什么远景的东西。这样朴素的观念大部分是由于风土,由于空气的纯净,由于在这个空气中感觉到意外的愉快;但更大的原因是民族的本能使希腊人天生是个可爱的理想主义者。一点儿极小的东西,一棵树,一朵花,一条蜥蜴,一只乌龟,都令人会想到诗人们所歌咏的无数变形的故事。一条细小的流水,一个嵌在岩石中间的空隙,所谓水仙之窟;一口井,井栏上放着一个杯子;一个那么狭窄的海峡,往往蝴蝶从中穿过,但是最大的船舶也能通航,像波罗斯岛上的那样;浓荫直罩到海上的桔树和扁柏,山岩中间的一个小松林:所有这一类的小景使希腊人在美感中得到满足。晚上在园中散步,听着蝉鸣,坐在月下吹笛;或者上山去喝泉水,随身带着一小块面包,一条鱼,一瓶酒,一边喝一边唱;家中有喜事的日子,门上挂起一个树叶编成的环,头上戴着花冠;遇到公众的节日,拿着藤萝和树叶编成的棍子整天跳舞,跟驯服的山羊玩儿;这就是希腊人的乐趣;一个清寒,俭省,永远年轻的民族的乐趣。他住着美丽的乡土,所谓财富就是自己的生命和神明赐予的才能。诗人西奥克塔利斯在牧歌中描写的,确是希腊的实际情形。希腊人始终喜欢这一类清秀可爱的小品诗歌,那是最有特色的文学品种之一,也是他生活的镜子;但在别国那样的诗只显得无聊与做作。开朗的心情,乐生的倾向,是十足地道的希腊气质。这个民族永远只有二十岁:对于他,所谓任情适性决不是英国人的颛顼沉醉,也不是法国人的粗俗的轻狂;而不过认为人性本善,可以而且应该加以放任。希腊人的天性的确带希腊人走上典雅,正直,修身晋德的路。引诱我们作恶的欲望,他认为只是愚蠢。爱好装饰是现代希腊爱国志士的特色,在古代的希腊也表现得非常天真,但既不是野蛮人的虚荣的夸耀,也不是布尔乔亚的冒充高雅,摆出一脸骄傲可笑的暴发户样子;而是纯朴的青年人借此流露他纯洁和高雅的感情,因为祖先是美的创造者,他觉得应该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子孙。”见勒南著:《圣·保尔》第二〇二页。我有一个朋友在希腊旅行很久,告诉我说,往往一般马夫与向导在路上采下一株美丽的植物,整天小心翼翼的拿在手里,晚上睡觉的时候放在安全的地方,第二天再拿着欣赏。

这种气质使人把生活看做行乐。最严肃的思想和制度,在希腊人手中也变成愉快的东西;他的神明是“快乐而长生的神明”。他们住在奥林泼斯的山顶上,“狂风不到,雨水不淋,霜雪不降,云雾不至,只有一片光明在那里轻快的流动。”他们在辉煌的宫殿中,坐在黄金的宝座上,喝着琼浆玉液,吃着龙肝凤脯,听一群缪斯女神“用优美的声音歌唱”。希腊人心目中的天国,就是在阳光普照之下的永远不散的筵席;最美的生活就是和神的生活最接近的生活。在荷马的诗歌中,最幸福的人是能“享受美好的青春,到达墓年的大门”的人。宗教仪式无非是一顿快乐的酒席,让天上的神饮酒食肉,吃得称心满意。最隆重的节会是上演歌剧。悲剧,戏剧,舞蹈,体育表演,都是敬神仪式的一部分。他们从不想为了敬神需要苦修,守斋,战战兢兢的祷告,伏在地上忏悔罪过;他们只想与神同乐,给神看最美的裸体,为了神而装点城邦,用艺术和诗歌创造辉煌的作品,使人暂时能脱胎换骨,与神明并肩。希腊人认为这股“热诚”便是虔诚;他们先用悲剧表现情感的伟大庄严的一面,再用喜剧发泄滑稽突梯和色情的一面。

posted: 2005/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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