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才刚刚开始

看到有朋友转载评论尸的《互联网死了23%,这只是开始》,觉得未免太悲观,结论耸人听闻,有点哗众取宠的感觉。

其论点无论是集中封闭的信息孤岛反互联网,迅雷榨干 P2P 资源、破坏内容分享体系导致有价值内容的消失,移动互联网瓦解有价值的信息生产能力,还是互联网加速遗忘的速度,我都不赞同。

资产阶级兴起冲击特权贵族社会地位,彻底改变社会关系和大众生活方式的时候,也被后者认为品位恶俗鄙陋,道德堕落不堪。
单从最顶尖的文化艺术水平来看,一开始的品位鄙视不无道理。 哲学、科学、艺术都是有闲者的玩物,商人一开始只想拿来充数好混入上流社会,小资至今都还向往高大上的贵族式生活。
但那是把集中优秀资源到金字塔顶的产物和全社会合作分工的产物作比较。在精英和特权阶级看不到的地方,价值和品位的提升其实远甚以往。

让信息流动起来,信息就会借助市场的力量自动优化配置。久而久之,如同今天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实际远超过去的国王一样,普通人从互联网信息中获得的价值也会超过今天最离不开互联网的人。

互联网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还才刚刚开始,有的人不能适应剧烈转变的生活习惯,所以容易哀叹旧事物的衰败和死亡,有的人则是不习惯社会等级、阶层的模糊和重新分化,所以要贬低互联网真正的价值。

今天当被做垃圾的大部分信息,在互联网时代之前,其实也是垃圾,只是因为封闭,大多数人接触不到感觉不到而已,也间接提升了其稀缺性,所以才显得有价值。
但当信息流动起来,原来稀缺的东西供应丰富了,一些基础的需求满足了,更多更本质的需求才会获得更多重视,新的需求也会源源不断地产生。点对点沟通不再有阻力了,更大群体的沟通协作才有进化发展的可能。
今天觉得互联网上的信息垃圾多,是不完全体的互联网还没有激发出足够的需求,相对无限可能,消费能力仍然不足。
这不是互联网将死的前兆,恰恰说明还有广阔得多的需求空间等待开发。

迅雷是在服务端集中了资源,但大部分的资源都是盗版,丢失云端海量文件的用户真的认为这些内容很重要吗?
我不觉得,否则为什么用户只给迅雷付费,不为内容付费呢?
而且已经在无数个本地保留的文件随时可以凭借传统的 P2P 网络复活。
更不用说,没有作为流通渠道的 P2P 网络,与内容生产者何干?丝毫不影响重新创造更优质的内容。
至于害怕政府审查的内容,有心防范的用户本就不会信任迅雷这种服务。

比 WordPress.com 更集中、封闭的是 Facebook 和微信,正在全盛期的社交服务大有把整个互联网熟人关系纳入信息孤岛的趋势,有人甚至担心整个互联网被这些社交服务垄断。
但我一点也不担心这会成真,因为互联网存在就说明信息的自由流动和开放的需求存在。

如果信息在孤岛内部流传就满足了用户的需求,那这样的信息就让它在孤岛上留着吧,它的使命已经完成,它的流通只需要孤岛这个封闭渠道就够了。
但我很有信心人类的互联需求远不止于此,而只要需求存在,流出孤岛或连结节点的市场就存在。

再者,集中的信息孤岛和信息沉没不同,不能混为一谈。
信息孤岛沉没的原因通常是成本过高需要转型(迅雷)或商业模式失败(BSP),而像微信这样的,未来还有无限的扩展和盈利机会。
所以即使是信息孤岛,只要需求旺盛多样,转化为开放社区不无可能,即使维持封闭,也断无带着宝贵信息沉没的道理,在那之前,珍视信息的敏感的用户就会像老鼠一样跳船逃生。
也就是说,只要信息服务的交换价值大到足以维持运营,就永远不用担心信息丢失,当服务的价值下降时,说明承载其上的信息的价值也早已萎缩了。

至于说巨大的信息孤岛沉没会造成人类文明产生断层,就更加不可能。
人类文明的精华从来不依赖于写在固定介质上的死的信息,就像科幻小说中在石头上刻字妄想延续死掉的文明,毫无意义。
庞贝被火山毁灭,亚历山大图书馆被人类毁灭,人类文明照样不断发展,到如今羊皮纸卷上的文字仅有考古的意义。
互联网不过是信息交流和存储的工具之一,已经流到人类脑海中的信息和人类本身的行为才代表了文明。


中医与现代医学之争

中医和西医不是中西方文化对立的关系,而是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在医学方法论(如循证医学)和科学世界观上不同的关系,其他国家都有和中医思路差不多的传统医学,不是中国文化独有。

中医针对生病环境,西医直接进攻患处;
中医治本,西医治标;
中医适合治长期慢性病,西医适合治短期急性病;
中医量身定制,根据每个人具体情况分别开药,西医下药一视同仁不加分辨,所以中医治病更精准;
等等,在我看来都是无知之语,与事实不符,或者逻辑不成立。
不过这不是重点所在,即使一个人的认知完全错误,旁人也不能剥夺他的选择权利。

中西医之争的症结不在于大众的科学素养认知和迷信传统,因为再怎么科普也说服不了大多数对科学没有兴趣的人。
就好像“民众素质提高了才能民主”的神话,估计永远看不到民众素质符合民主要求的那一天。

真正的症结在于:
医疗资源的分配仍然是计划公有制分配模式,而不是市场模式。
公众无法通过市场自由选择符合自己信仰的医疗服务,因为医疗资源的分配不是市场说了算,也不想以市场的方式解决医疗问题,因为对市场的恐惧根深蒂固。

在大多数人眼中,中医的没落不是自身的竞争力不行,而是与民族落后的命运、文化被冲击后的低落结合在一起,因为国家实力落后、大众崇洋媚外、传统失落中断而不敌现代医学。
仿佛只要国家给予倾斜投入的特权扶持,中医就必定能像想象中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样重新牛起来,一举解决看病难的问题。

中西医之争表面看是个人层面的问题:患者争哪种方式好;实际是集体层面的问题:竞争国家资源的投入。
中医支持者要的是国家以传统文化为名的倾斜扶持,通过政府让纳税人为更低效更不科学的医疗方法买单,不是以替代医学而是以主流医学的身份地位,来应付医疗成本与医疗福利差距导致的社会矛盾。
而且不管投入成本多高,产出多低,效果多差,市场表现如何,效益不可核算甚至极差,也要持续投入——当然中医支持者不会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只要国家帮扶一把,保护一下,等中医恢复了昔日的水平,现代医学在市场上也将无法与之争锋,而所有支持贸易保护、产业扶持特权的人都是这么想的,反正成本不用他们买单。
这种特权甚至还可能包括虚假宣传、欺骗致违法犯罪而不被法办——见识过为各种害死人的大师辩护的言论和世界观就明白了。

而如果按市场机制,谁愿意选择哪种医学体系,去哪类医院看、买哪一类药就好了,有什么好争论的呢?(除非家庭中的共同监管人对医疗方案存在分歧,需要内部协调)
更有效地服务于患者的那一方也自然会在长期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主流,其他的服务则提供非主流的差异化服务,也没有要争论的地方。
将市场可以解决的问题交给非市场的手段,没有清晰的权利与责任边界,需要用公共权力分配公共资源、公共利益时,才会有永不休止的争吵和矛盾。

如果你支持现代医学而反对中医,又在中医与现代医学争论之外,还是计划经济指令、公有制经济、经济特权政策和高水平全面覆盖的医疗福利之类的支持者,是医疗服务市场化和个人自由选择权的反对者,那么,在这些方面,你永远也竞争不过无知的大多数。
市场才是科学竞争机制最优的环境。


精英主义的问题

大家一讨论精英主义,就陷入是精英还是民粹来决策,谁是精英、什么是真正的精英主义、精英阶层固化或者是否不够民主的误区。

精英主义最大的问题不在于这些,而是很多默认应该交给精英来做的集体决策,其实根本就不应该在集体的层面统一决策。

不管是精英还是民粹主义,都无法站在客观、整体的角度准确衡量博弈各方的利益和交易成本,由这两种主义作为指导原则来决策涉及各种主观价值和个人利益的冲突,总不会是最优的方案。

就好像一国之中的事务,大部分是在个人之间、地方层面的沟通中解决,而不需要也不可能事事由一个高高在上的国王来决断。
不管这个国王是精英中的精英,最聪明睿智的人,还是通过各种投票方案选出来的代理人——这本身就是一种中央计划管理所有事务的观念。

但偏偏人们习惯将经验中次优的解决之道当作最优的方案,期望推而广之放诸四海,于是几乎总是超出其合理应用区间,很容易就忘了,无论是什么主义,一旦滥用都会有问题。


转基因争议

关于转基因技术,我无意做科学普及,既没有足够的专业水平,也有更专业的人士做得比我好。
更重要的是,科普不是关键所在。

转基因这个争议问题至少有四个维度,科学、市场、政治和公共关系。

反转基因派在科学问题上有太多妖言惑众、颠倒黑白、捏造谎言的表现,科学事实没有站在他们这一边。
也注定会输掉市场的未来,除非短期内有更安全、更高效的替代技术以更低成本满足粮食需求——如果反转派不同样抵制的话;

而且市场上的失败比科学上的错误更致命。
违背科学,同时受市场欢迎的例子,至今比比皆是;
科学先进而市场失败的,除非有纳税人的钱填补亏空,能活下来的又有几个。

支持转基因派的错误则在傲慢自大,以为真理在握就不屑于危机公关,不懂得如何安抚不明真相、容易接受阴谋论和谣言的群众恐慌心理,只停留在责备、哀叹大众科学水平低的层次。
结果,在民众心中,更加反感科学精英的优越感,及其“科学说教”,反而愿意主动拥抱伪科学和谎言。

有的人则只会在愚民加民粹公知和暴权之间作二选一,因为对前者失望,主动欢迎公权力介入,以便能强力推广转基因技术,欲视消费者自由选择权如无物,惹人反感只能说是咎由自取。

这两的方唇枪舌剑看着热闹,除了激化矛盾和透支/丧失信用外毫无用处,最终谁都不会胜利,一方不能达到禁绝转基因的目的,另一方应用和推广转基因的努力也会因为越来越多的阻力而进展比预期迟缓。


集体主义和反自由社会主义者

越来越发现很多观念和行为的分歧和冲突来自于以下这些矛盾:
1、个人主义-集体主义
2、主观价值-客观价值
3、积极有目的-消极无目的
4、自我怀疑和反省-自恋和反社会人格
5、运用理性求知-无知的傲慢
6、承认认知有限-理性的自负

不但在阅读米塞斯、布坎南、哈耶克、门格尔等人的著述和记录读书笔记时有这样的感觉,回过头来观察实际生活中的种种怪相和乱象时,看非其他领域的书籍时,想要知道为什么,总不免回归到上述这些矛盾。
在以后的文章中,我会多次谈到这些矛盾。

第一对矛盾,布坎南在《自由、市场与国家》中,分析了为什么信奉集体主义的反自由社会主义者会反对市场,完全不受经济理论观点的影响:

我记得“我的老师”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教授在许多场合说过,他从未能辨明,市场反对派之所以反对市场,是因为他们认为市场是有效的,还是因为他们认为市场是失败的。正如弗兰克·奈特说过的许多话一样,这句话是颇值得深思的。我在此沿着奈特指明的线路,将市场或市场秩序反对派分成明显不同的两种人,进而根据他们对以经济理论为一方和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另一方的潜在的接受态度,指出这两种人各自的特点。

1983年4月,我应邀作纪念沃伦·纳特(G. Warren
Nutter)的演讲。在演讲中,我提到了40年代后期我和沃伦·纳特在芝加哥大学的共同经历。我注意到,我们俩同与我们年龄相仿的许多人—样,最初都是作为忠诚的社会主义者进入经济学领域的。但是我也注意到,沃伦·纳特和我都转变成了市场经济组织的坚定拥护者;就我来说,这种转变仅仅是由于受教于弗兰克·奈特六个星期。
令我困惑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这群人中的其他忠诚的社会主义者,虽然也有同样的在高等学府的经历;包括受弗兰克·奈特的思想薰陶,却没有经历相同的转变?为什么他们在“学习了经济学”之后,仍然一如既往地坚定地信奉社会主义?他们确实“学习过经济学”,而且在当时观察得到的学术水平上,他们并不亚于其他人。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是在写完演讲稿后,为演讲作准备而通览草稿时才获得的。我以前总是深信,那些在广义上可被恰当地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其大部分在最基本的方面,同我在转变为自由市场拥护者之前的情况是相似的。现在我认识到,这种基本相似仅仅是对一个子集,对市场秩序反对派中的一种人来说才是适合的。这种区别具有重要的意义。
市场反对派中的一些人,他们的思想状况同我转变之前相似,容易受经济理论的观点的影响;相反,市场反对派中的另一些人,几乎完全不受这些观点的影响。
比较起来,第一种人认为,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是不必要的,不相干的,多余的或者甚至更糟(在转变后);而第二种人则认为,公共选择理论即便不伴随着向任何实证的替代理论转变,也会提供一种新的分析范例。
我要详细地讨论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市场的思想。即使有时会产生误解,对某种思想命名还是有用处的。
我把第一种人称为自由社会主义者,把第二种人称为反自由社会主义者。

把“自由”和“社会主义”这两个词并列,也许会引起反对;我把它们扯在一起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自由社会主义者”这个词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我在“看见光明”以前的思想状况(魏玛德国曾有一个自由社会主义党)。持这种世界观的人,名副其实地对自由给予头等重要的评价。他个人抗辩、拒绝、忿恨和反对其他人控制或支配他自己选择行为的企图。他讨厌受约束,而由衷地喜欢纯粹的自由。

现在,研究一下这种对市场的运行方式确实非常模糊不清的人,会具有何种思想过程。
他不知道自己对经济理论,尤其是对经济理论中关于市场自然协调性的基本原理无甚了解,而他又不享有对相互作用过程的直感。
可是与此同时,他在观察他周围发生的事物。他本人生活在并参与于经济之中。他为他的工资工作;为他的消费品付钱。经济决策是由某人在某处作出的。
这种人怎能不把这种经济看作是某些人通过它来控制和剥削其他人的体制呢?
对经济过程的指令和控制,完全是任意的参与经济的单个人,处于那些以操纵他人的生活和命运来促进他们的贪欲和助长他们的异想的人的支配之下。如果这些观念不是或多或少地自然出现,也会在大众传播媒介和学院-学术机构中普遍存在。这些观念可以在被称为“历史发展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诸多变种中,找到其作为理由的正统知识来源。马克思的不朽天才恰恰在于,他对这种无知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或市场秩序所可能产生的反应,有着敏锐的理解。

在我所描述的这种人的思想观念中,对集体行为很少有,或者根本没有肯定的评价。共同体感无任何必要,对社会团体、国家或诸如此类组织的团结的关心,也无任何必要。这种人之所以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只是因为他强烈地反对资本主义。
从真正的意义上讲,他的社会主义恰恰来自他的自由主义。拒绝那些专横的“金融家”、“强盗富商”、“华尔街巨头”、“苏黎世财阀”和“东部权势集团成员”的异想对他个人命运的控制,用什么作为替代组织呢?“把这些恶棍拉下台”,谁来取而代之呢?这个自由社会主义者在某种民粹党式民主的形式下,几乎是绝望地退缩了。不论怎样,他是料想在革命到来后,他将运用潜在的平等权力,即等于其他人所运用的权力,塑造自己的命运。
我所描述的这种人决不可能超出他的否定主义多远。他实际上并不关心,如何组织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等这样一些实际问题(在这里,再次看到马克思的天才在于对革命后的组织问题保持沉默)。

现在,考察一下,这种人在面对经济理论的实际论点时,以及在终于理解了市场经济自然秩序的原理时,会有何种反应。考察一下,在受像弗兰克·奈特——他的知识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是无可置疑的——这样的人的思想熏陶后,世界观会受什么影响吧。
现在他明白了,市场选择不是任意的,它对人剥削人的潜在可能性是有严格限制的,市场是倾向于从政治控制中使人们的自由极大化的,始终作为人们的基本价值观念的自由,在允许市场发挥主要作用的社会制度里,是受到最好的保护的。这种人如在道德上是一贯的,在知识上是诚实的,这时,他就会经历向市场拥护者的明显转变。他真正看见光明了。

现在,我把刚才讨论的自由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同反自由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进行比较。
描述第一种思想,毕竟是在描述我自己以前的思想,因此对于我来说,描述第二种人的思想要困难得多。但让我设法深入其他人的思想深处。
反自由的社会主义者不是个人主义者,他不会对个人自由赋予最高的评价。他决不可能铭记和赞同“别触犯我”这句美国革命者们的口号。他最初的反市场或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并不是来自他人对他行使专横权力所激起的愤怒和厌恶,也不是来自他人对他个人自由的明显限制。
这种人反对市场秩序,有着更基本的原因。他认为,个人不应该选择他们自己的命运。因此,不管他了解还是不了解市场运行方式,不管市场是有效的还是失败的,他都一样反对市场。反自由社会主义者对经济的理解水平和老练精明,极少能或完全不能对他的反市场秩序的思想观念产生影响。

反自由主义者的社会主义,与其说是消极的,不如说在本质上是积极的。由于反自由主义者并不认为,应该允许人们支配他们自己的生活,应该对他们自己的自由有所限制,因此,他积极支持由集体控制人们的生活和自由。有一种“较好”的方式。共同体、社会、有机统一的团体、国家——所有这些统一体都要求他的忠诚。反自由主义者也许是,但不一定是家长统治论者。他也许认为,但不一定认为,他应该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这种思想的核心,是反对这样一种意见:应该允许个人摆脱或许正在引导他探求“真理”和“美德”的集体,而自行决定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

设想这种人对经济理论家的教导会有何种反应吧。这些教导对于他犹如耳边风。他也许完全理解市场的逻辑结构,而同时又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或集体精神的热烈拥护者。这种人基本上不受经济理论的观点的影响。市场所确保的权力分散和权力限制,正是他反对而不是拥护这种组织形式的理由。反自由主义者仍然是反自由主义者。

可是,令人感兴趣的是,正是这种人,倘若他在知识上仍然是诚实的,就会受公共选择理论教导的影响。如果他最终认识到,理想的集体主义,实际上是不存在也确实不可能存在的,政治领域中的人,也如包括市场在内的其他领域中的人一样追逐私利,一样的卑鄙,他就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放弃对集体体制的支持。不过,由于这种人实际上不可能期望成为市场的热情拥护者,所以这种放弃的程度将是不明确的。尽管排除了某种从国家形象产生的浪漫成分,真正的反个人主义者是不会变成市场秩序的拥护者的。社会主义之神可能因反自由主义者而死亡,但不会有其他神祇出现。趋向虚无主义的诱惑是强烈的;而在我看来,这就是80年代世界许多迷惘的社会主义者的情形。

我只不过叙述了,我是如何解决了开始提到的那个难题的。我发现,这对于澄清自己在各种反市场思想方面的混乱是有用的。我并不想论证我所描述的这两种思想,以其纯粹的形式存在于何处以及何人——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仍活着的还是已死去的。我们都是许多人的混合体。因此,那些反市场秩序的人,也许充分反映出我这里所描述的这两种抽象状态的思想,以及可能创立的其他思想的某种混合。进一步说,即使在我们这些市场秩序的基本支持者中间,也仍然存在我所描述的这两种思想形式的残余。就我而言,更易与那些对垄断资本主义提出类似马克思主义批判的人相通,而较难与那些提出国家具有潜在仁爱作用的观点的人相通。
最后,我写这些文章的最终理由是:我希望理解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的思想,使之成为在政治哲学这个最基本层次上,展开对话和讨论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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