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摘抄与评论 #4

人的一切活动都是由欲望或冲动所引起的。某些热诚的道德家曾提出过一种完全谬误的理论,大意是说,为了责任和道德的原则而抵制欲望乃是可能的。我说这是谬误的,并不是因为没有人曾经出于一种责任感而行动过,而是因为责任对他并没有约束,除非他愿意尽责任。如果你想要知道人们将做什么事,你就必须不仅知道,或者原则上知道,他们的物质环境,而且更要知道他们的欲望的整个体系及其相对力量。

履行责任或者遵从道德规范也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它们属于人的社会性动机,就像成就动机一样,也是人欲望的反应,并不具备某些道德家想当然认为的比一般的欲望更高尚或者纯洁的特性。道德家们乐于用那样的字眼欺骗自己和愉悦自己那是他们的自由,但是如果强要所有人接受禁绝某些欲望(有的念头甚至还没有实际行动!例如YY)的规矩,以之为世上最大乐趣,因此而招致反感就是必然的了。

我很喜欢“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句话(现在当然是更喜欢“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但是如果看到有人将它理解为绝对地没有欲望(确实有这样的人,他认为这才是理想的状态),那我是很失望的。要达到这样一种状态的意愿本身就是某种欲望的反映,那些“追求”没有欲望的人都是在欺骗自己。而且将欲望和道德绝对地联系起来,有可能让人反感现实的世界。
世界上是否真的有完全没有欲望的人呢?如果他连食欲和求生欲都消失的话……我们看电视剧或者小说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某个角色很不真实,不真实的原因往往不是作者的文笔、演员的诠释有问题,而是这个角色“缺点”太少,看上去根本就不像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看看革命题材电影的高大全人物就知道了。大概在观众眼中,人物的缺点中有一大部份是要跟欲望挂钩的吧?不食人间烟火那才叫做完美,毫无自利心理那才叫做正义,于是这种观点搬到现实中来,我的天哪,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免于指责(只因他们无法做到禁绝所有欲望),只要有人愿意,他可以将所有的人看成是邪恶的化身,烙上不道德的烙印,这样就可以为以后的压迫和奴役找到借口。相反地,很多的影片、文学作品毫不避讳主人公的“缺点”,主人公完全可能和我们一样,也有七情六欲,是一个远远不“完美”的凡人,但这不影响他的令人钦佩的事迹,也不会有损其道德形象,就是说,我们无须剜掉自己的双眼、刺穿我们的耳膜、割下我们的舌头、烧坏我们的鼻子、斩断我们的四肢、焚毁我们的肉体、排斥一切可能给我们带来欲望的感官,也能够做出无愧于良心的事迹来。我想抱着这样一种观点生活,比看任何人都有无数瑕疵要轻松许多吧。

人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不同于其他的动物,这就是他有一些可以说是无穷的欲望,这些欲望永远不能得到完全满足。

人这样的动物的麻烦在于,你不能够无视他的欲望,也不能够无视他的欲望的无限增长。人类社会总是在禁欲和纵欲两个极端徘徊,很高兴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终于跳出了这个圈圈,无论是禁欲还是纵欲今天都被富有远见的头脑明智地拒绝了,我们如今不必再为某些心理变态者的极端行为支付金钱甚至生命了。

可是,我们真的跳了出来么?

如果占有欲总是比竞争心更有力的话,那么世界就会是一个比现在更幸福的地方了。然而事实上,许多人却乐于面对贫困,如果由此能保证自己的竞争对手完全破产的话。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一个是代表着满足于绝对的所得,另一个则是追求相对的所得。如果珍惜你拥有的东西,不会嫉妒别人的所得,希望占有更多却不愿意通过直接击败别人获得对方的“财富”来达到此目的,就是前者的表现。如果即使完全够用也还要一心超过别人的话,就是后一种吧。我个人不觉得前一种心态有多大程度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但是后一种的危险性却是显而易见的。不能够再失去什么或者不害怕再失去什么的人,在现实世界中易于选择暴力方式解决问题。在极端情况下它可以让人疯狂,不过我想还不必全盘否认。

虚荣心的一个麻烦是,它随着它受到的滋养而增长。你越是被人谈论,你就越希望被人谈论。
权力欲随着对权力的体验而大大增长。在任何专制政权之下,随着权力所能提供的快乐的经验,掌权者变得愈发专横暴戾。既然对人的控制权体现为要使他们去做他们不情愿去做的事情,所以受权力欲驱使的人就更倾向于对人施加痛苦而不是使人快乐。

“对人的控制权体现为要使他们去做他们不情愿去做的事情”,这让我想起了《辛德勒的名单》中那个滥杀的纳粹军官,辛德勒告诉他要体现手中的权力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显然辛德勒不明白权力的残酷本质。

这就是为什么民主政治如此重要的原因,它可以将专制政治下的一个关于权力的正反馈函数改造成负反馈的,因为那些为掌权者所折磨的民众是不会同意再交出更多的权力的。

文明的生活培养出了过分的驯服,如果它要稳固的话,它就必须为我们远古的祖先在狩猎中得到满足的那种冲动提供无害的出路。

释放自己的肾上腺激素,不一定非得要到战场上去屠杀。虽然我们还保留着祖先原始野蛮的本能需求,但像竞技体育这样的活动完全可以去掉其中的血腥色彩,而又保证我们的精神不会紊乱。

仇恨我们所恐惧的东西是正常的;但常常出现的情况却是,我们恐惧我们所仇恨的东西。在原始人中间这可以被当作是一个准则,即他们既害怕又仇恨自己所不熟悉的无论什么东西。在一个群体之内所有的人都是朋友,其他群体都是潜在的或现实的敌人。一个异己的群体作为一个整体,或是要回避或是要发生战斗,正是这种原始的机制,仍然在控制着我们对外国民族的本能反应。我们爱那些仇恨我们敌人的人,如果我们没有敌人,就会很少有我们应当爱的人了。

想一想,现代国家争得死去活来,其情形和古代两个村子之间的争斗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有当他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敌人,才能说服自己不去掐对方的脖子。是不是只有到了掠夺成性的外星人出现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懂得“人类文明”这个词的含义呢?

恐惧和无知可能就是两个集团相对立的原因之一,其实各个集团中的人之间的差异远没有他们所想象的那么大,如果他们试着增进彼此的了解,就会发现相互仇恨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害怕异己或者陌生事物的本能也许无法改变,但我们不必永远受困于这种消极的态度。

有的人说他要研究未知的现象,那么我劝他不要一直抱着一种敬畏的心态去研究,是的,我们也不该妄自尊大以骄傲的心态面对,所以采取最为客观的态度才最有利于得出真正有实际意义的结论。一种敬畏的态度固然可以说明你对此对象的尊敬和对此工作的热忱,但那不表示你才用的就是正确的研究方法,先入为主的主观意见的确会影响其后的判断,如果你真的尊重这项研究工作的话,等到你发现了未知背后的奥妙再去为之惊叹沉醉也不迟,向一个若隐若现的模糊神像顶礼膜拜可称不上是一件多么有智慧的事。

学校一心要教导爱国主义,报纸一心要挑起刺激,政治家一心要再次获选。因此,这三者中没有一个能够做任何事情,把人类从互相残杀中解救出来。

爱国主义提供的是一种狭隘的判断是非的标准,而且其要求的行为方式是极易走向极端并颂扬暴力的,虽然我不敢说它是完全无益的,但我认为将它的地位抬得越高,它带来的好处就越少而坏处越多。

有两种对付恐惧的办法:一种是减少外来的危险,另一种是培养斯多噶式的忍耐。
征服恐惧是极为重要的。恐惧本身是不断恶化的,它很容易变成一种迷执,产生对被恐惧的事物的仇恨,并一头栽入过度的残酷。没有什么东西像安全那样对于人类能有一种如此之仁慈的结果了。如果一种能摆脱战争恐惧的国际制度得以建立的话,那么普通人的日常精神将得到极大迅速的进步。

我只知道被吓坏了的女人可以脱下鞋子(太可怕了,高达8厘米的鞋跟,多么危险的杀人武器)将四处逃窜的老鼠锤得血肉模糊还不肯住手。如果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被恐惧吓破了胆,又被仇恨迷惑了双眼,那么我们该到何处寻找仁慈呢?

如果要减少恐惧的情绪,一个好办法当然是增强自己的力量,并且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但是,如果我本人神经过敏呢?如果有臆想症呢?是否我们要怀疑增强自己的力量仍旧是一个好办法?
在局势紧张的时候,也许每个国家都会被一触即发的气氛弄得神经过敏并且富于“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国家是只相信自己的拳头或手中的兵刃,还是相信一个有信用又有一定约束力的国际组织更好呢?
关键是这样一个组织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呢?而各个国家又怎么能够意识得到自己陷入了神经过敏的状态呢?

据我所知,自卑和自以为是的心理是过敏症最可能的原因,拥有一个正常的心态,看待问题也不容易产生偏见。
我们的民族经历过太多的苦难,我们应当从中获得自强的精神,而不是潜藏在深处的自卑心理。

政治所涉及的是群体而不是个人,因而政治上重要的激情便是在一个特定的群体中各个不同的成员感觉都相同的那些激情。要建立政治大厦必须依赖的那种广泛的本能机制,就是一个群体内部的合作和对其他群体的敌对。群体内部的合作永远都是不完善的。总有一些意见并不一致的成员,他们在字源学的意义上,就是“异常”的,也就是说,是在群体之外的。这些成员是低于或高于普通水平的那些人。他们是:白痴、罪犯、先知和发明家。一个明智的群体就要学会容忍超出常人的那些人的怪癖和尽量少残忍地对待那些低于常人的人。

我们发明了“求同存异”这样的成语,却领悟不了和实行不了,真是愧对我们的智慧。我无法理解有人坚定地认为所有的人思想、行动绝对一致才是最理想的社会,如果我到达“天堂”或者“地狱”或者某个人许诺的“完美的世界”,发现那里的人只有一样的嗜好,一样的腔调,一样的行事风格,一样的眼光,一样的智力,一样的错误,那我宁愿马上回到这个连抢夺小孩子的棒棒糖的七旬老人、在摔断一条腿的情况下仍然独自越狱成功的艺术家和贪污公款以期望环游世界的罪犯都不缺的人间,起码这里还有一点点空间允许你相对自由地呼吸跑动和做白日梦,起码你还能够期待有一个智力超群然而拥有你想也想不到的古怪性格的家伙有一天出现把你逗得满地打滚。

也许我永远不必担心长久地呆在某个乏味的世界里面,因为我可能就属于那第一批被清除的人,哦,很有可能我既没有丰富的智力用来创造发明,也没有丰富的精力用来作奸犯科,那我宁愿做一个白痴,就做一个白痴好了,只要不要用标准大小的帽子来卡住我的脑袋……

过去许多被当作是理想主义的东西,都是伪装了的仇恨或者伪装了的权力欲。当大量的群众看来是被高尚的动机席卷的时候,最好你也要看到表象之下的东西,并且问一问自己,使得这些动机有效的到底是什么。那部分是因为,它太容易以一种高贵的外表为人所接受。

世界上最邪恶的事情就是伪善,因为它可能将一心向善的人欺骗过来共同作恶。世界上最卑劣的东西就是伪装高尚,高尚才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你能够识别到底什么才是高尚的什么才是卑鄙的么?如果阻止我了解事件的真相,我真的无法分辨,我只能够告诉自己,不要去轻信那旗帜和口号中明明白白写给你看的东西,那不会比号召者本身的行为说明更多的问题,却可能蒙蔽我的眼睛误导我的思想。

一个控制了所有宣传手段的寡头政体,可以贯彻实行如果广泛为人所知就几乎是不可能的种种不公正和残酷。只有民主和自由的宣传,才能够防止当权者建立一个少数人骄奢淫逸而大多数人贫困劳苦的奴役制国家。
在任何地方都会有经济的不平等,但是在一个民主的政权之下,它们趋向于削弱,而在一个寡头政权之下,它们则趋向于增大。

民主竭力削弱的是经济上不公正现象,这并不表示在民主的政权下贫富差距就一定会减小。

在教育中,必须强调人类是一个有着共同利益的家庭。因此合作要比竞争更为重要。爱你的邻人,不但是由教会正式谆谆教诲着的一种道德义务,而且从你自己的幸福的观点来看,同样也是最明智的策略。

“爱你的邻人”本不应该只能够由教会来宣传。真正的聪明人士应该可以看得到这样做的好处所在,如果大家都能够看到这一点,这是比任何不厌其烦地教诲都有效的。我想我们不该只对人们说我们应当做些什么,而应当教会他们如何用更加合理的方式来观察和思考,如果他们也乐意接受的话。“合理”这个词也许会引起争议,但我想有时候两样东西相比较的时候其合理性的差异是很明显的,就好像从洛克的角度看世界比从阿提拉的角度看世界要合理一些,至少很多人不用时刻提心吊胆了。

今天这个时代的一场世界战争将是普遍的自杀。废除战争的任何特定的武器从不曾、也决不会有任何意义,我们必须要废除的东西乃是战争。

我们是不是该感谢原子弹的发明呢?这样大家都不能够动手了?战争真的消失了么?如果人类已经永远的没有了战争,还会有士兵葬身在北冰洋冰冷黑暗的海底么?
即使世界上所有的武器都换成了氢弹(或者随便你们能够想到的什么武器,比如说黑洞炸弹),战争也可能爆发。你以为因为全面毁灭的可能人类就真的不敢挑起战争?那你大错特错了,世界如此之大,总会有人的想法超出你的想象的,其中不乏想得到就做得到的人。

头脑现代化的人,尽管他深信他自己时代的智慧,却必得被认为在他个人的力量方面是非常平庸的。他最大的希望首先是去考虑要加以考虑的东西,去感受要感到的东西;他并不希望去思想什么比他邻人更好的思想,去说什么表现出更具有洞察力的东西,或者具有某些时髦集团的成员并不具有的情感;他最大的希望只不过是在时间上略微领先于别人而已。为了博得群体的赞美,他十分有意地压制了一切他自己个人的东西。一种精神上的孤独的生活,根据现代的标准,似乎是没有意义的。

每个人都像大脑中的神经元,一有机会就应当尽力伸展其触突,不要甘于成为一碗稀饭中因为周围黏力而丧失活力的小米粒。

为人瞩目、受人称赞、在报纸上不断地被提名,并且被提供各种容易赚大钱的办法--这是非常令人惬意的事;当所有这些都向一个人开放时,他就发现要继续做他认为是最美好的工作是很困难的,并且倾向于使自己的判断屈服于公众的意见。

像要踏踏实实做一门学问的人要不受周围的诱惑,是十分困难的。每个人都具有一定的虚荣心,这很可能让你忘记原本的方向,不过虚荣心相对来说还不是最棘手的,公众意见的压力更容易打破你的平衡心,你会思考你所做的一切究竟是不是真的有意义,并且痛苦地发现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的可能要大得多……真正面临过这种情况的人就会明白其中的难处的。加深对自己工作的认识也许有助于减少这种自我怀疑的痛苦。

进步的迅速使得要做出不会很快被别人取代的工作成为了很困难的事。牛顿一直持续到爱因斯坦的时候;而爱因斯坦却已经被许多人看作是过时的了。今天,科学界的任何人都很难坐下来写一部巨著,因为他知道,就在他写作的时候,别人就会发现新的东西,那将使它在问世之前就陈旧过时。

真理的主体性是一种轻率的理论,是不能有效地从人们认为蕴含着它的各种前提之中推导出来的;多少世纪的各种习惯已经使许多事物看来似乎是有赖于神学信仰的,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人们是抱着一种幻觉在生活的,当他们失去这种幻觉时,他们就陷入另一种之中。但是能够与新错误进行斗争的并不是旧错误。公平和客观--即在思想上又在感情上--曾经是历史地而不是逻辑地与某些传统的信仰联系在一起;但没有这些信仰而又保持公正和客观,却既是可能的,又是重要的。在空间上和时间上某种程度的孤立,对于形成最重要的工作所必需的独立性来说,乃是带有根本性的;必定还存在着某种东西能被人感到是比当代群众的称赞更为重要的。我们正遭受着不仅是来自神学信仰衰落的痛苦,而且还有来自丧失了孤独的痛苦。

在过去的许多个世纪里面,宗教神学已经使人们产生了习惯和依赖,人们很难认识到宗教神学历来所称颂的美德和宗教本身并不一定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关系。当人们为了追求一些新的美德--这些美德预示着一种更为人道更为自由也更为平等的生活--的时候,发现陈旧的宗教信仰已经无法适应新的要求,他们勇敢地指出了这一点。但是另一批人反对说,宗教消失了,人的精神支柱也会消失,无数的美德(新发现的美德显然不在他们的眼内,或者,他们看不到宗教和它们的矛盾)也会跟着离开人类,前方就只剩昏暗艰险的覆亡之路。不,事情不是这样的!人类最伟大的情感是不会和某个具体的意识形态有必然联系的,哪怕它再怎么自称空前绝后和神圣不凡,宗教没有资格将那些美德全都据为己有,历史的事实是,如果没有科学的兴起,没有宗教之外的种种成就,宗教蹒跚的旅途指向的恰恰是这些美德的反面!而现在,有的人却想将科学一脚踢开,将人类超越自我的努力全部归功于宗教。如果把宗教比作苹果的话(哦,也许基督教徒不太喜欢苹果这种东西…),它确实曾经可以给人们带来甜甜的味道,但是对甜味的感觉以及甜味本身并非永远只能由苹果带来,认识到宗教的局限性并且保有摆脱对它的依赖心理的能力无疑是向前发展了一步的。

那些告诉你只有吃下他们的苹果才能尝到甜味的人,正是我们应该谨慎对待的人。这种人中间,有将科学的力量夸大成无所不能的,也有企图将宗教的地位恢复成至高无上的。前者有无数实事求是的科学工作者来制衡(但是有很多事情仍要付出巨大代价才能使手握权力的人清醒过来,这也说明人类的科学绝对称不上完善,所以需要更多的人为之努力),而且他们运用的武器是事实和逻辑,而不是人数的优势;而后者,我看不到多少信奉宗教者内部的人出来浇一下冷水,占绝对优势的是一些轻信的人和一些期望从中牟利的人,这难道不比前者更危险么?

导致人类社会生活的重压和紧张的原因之一是,人们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意识到:并非由自然本能驱使的行为具有合理根据。但是,当这样的行为过于严酷地绷紧自然本能时,自然就以或是产生倦怠或是制造破坏来进行她的报复,而这两方之中的任何一方都会带来由于理性的摧毁所激发的一种心理构造。
始于对一个集团忠诚的社会内聚力,由于对敌人的恐惧而得到加强,并且部分地由于自然的进程,部分地由于深思熟虑的进程而得到发展,直至达到我们现在所知的像各民族那样的巨大的密集体。
在很早的阶段上,对集团的忠诚必须由对一个领袖的忠诚来加强。甚至当各个人之间通常是相互陌生的时候也是如此。这种与对集团忠诚相对的对个人的忠诚,使得集团规模的增大在没有强暴地对待本能的情况下成为可能。
在某一阶段上,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战争,最初是灭绝性的战争,逐渐变成了--至少是部分变成了--各种征服性的战争;被征服者不再被处死,而是沦为奴隶被迫为他们的征服者们做苦工。随着这种情况的出现,在一个社会的内部就逐渐有了两种人,一种是部落的最初成员,只有他们是自由的,并且熟知部落的精神,另一种是臣民,他们的服从是出自恐惧而不是出自本能的忠诚。从早期的时代直到今天,战争一直是扩大社会规模的主要手段。恐惧已愈来愈取代了作为社会内聚力来源的部落的休戚与共感。
在稍后的文明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忠诚开始发展起来:一种不是基于领土的相近和种族的相似,而是基于一致的信仰的忠诚。

我们本能地把人类区分成朋友和敌人--朋友,对于他们我们有合作的道德;敌人,对于他们我们有竞争的道德。但是,这种划分是不断变化着的。当我们超出家庭的界限时,通常总是由外部的敌人来提供内聚力。在安全的时候,我们可能仇恨我们的邻人,但是在危险的时候,我们却一定会去爱他。

什么时候人们才会学会在自己安全能得到保障的时候也尝试着去爱自己的邻居呢?什么时候又能在感觉受到威胁时,不会首先将枪口对准邻居呢?难道一定要外星人出现(但愿他们不会和地球上的动物一样的下场),我们才会结束用刀架着对方脖子的古怪场面呢?要是让其他的智慧生命以为我们只有割断喉咙才会安分的话,那可是太丢脸了。

posted: 2005/05/31
under: 书香剑气, 煮酒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