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世界科学与神学论战史》摘抄 #2

从前,有一个快乐的法国国王在他的王国中巡游视察,他在一个省城的城门口受到了市长代表的欢迎,这位代表这样开始了他的致辞:“祝您快乐,陛下,今天上午市长大人不能来恭候您的大驾光临,理由一共有13个。第一个理由是他死了。”听到这里,国王仁慈地宣布,这第一个理由已经很充分了,他不想再麻烦市长代表继续讲另外12个理由。[p.260]

接近公元2世纪末的时候,马可·奥勒留皇帝为了保住他的王位,在现在的匈牙利与夸地人(the Quadi)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在这场重要的战役鹿死谁手仍难以预料的时候,突然间下起了一场暴雨,雨点打在夸地人的脸上,令他们目眩,从而给罗马军队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得马可·奥勒留能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每一种重要宗教的信仰者们都声称,这场暴雨是他们自己所崇拜的对象引起的。异教徒坚持认为,暴风雨是朱庇特顺应他们的祈祷施放的,在罗马的安东尼柱上我们也许仍然可以看到奥林匹亚的朱庇特的轮廓,他从辽阔的天空上抛掷霹雳、倾注暴雨来对付夸地人。而基督徒们则坚持说,暴风雨是耶和华顺应他们的祈祷而施放的;德尔图良、优西比乌斯、尼斯的圣格列高利和圣哲罗姆都强调这种气象奇迹;的确,前两位热心于论证其真实性,为此,他们允许自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超越原有的历史真相。[p.290]

早在公元9世纪,一位伟大的传教士、莱昂斯大主教阿格巴尔德曾对这种迷信予以了沉重的打击。他的著作《驳庸俗的人惯于冰雹和雷鸣的荒谬观点》(Against the Opinion of the Vulgar touching Hail and Thunder)说明,他是人类历史上所知最虔诚的、具有正确理性的使徒之一。他试图通过论证和奚落,时不时再加上一些气势宏大的雄辩,抵制这种趋势。他的一段话具有历史意义,他断言:“现在,这个可怜的世界在傻瓜的专制下说谎;基督徒对事物的看法如此荒谬,以致于以前任何人都不可能使异教徒相信这些事物。”
但是,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这种迷信的大潮继续滚滚向前;重要的神学家们发展了这种迷信,神职人员们钟爱这种迷信,到了中世纪末,我们听到了永无谬误的罗马承认它的声音,并且把这种信念牢固的嵌入基督教的精神之中。因为在1437年,教皇犹金四世凭借万能的上帝授予他的教权,并且在神保佑他行使这种权力时不会犯任何可能的错误的情况下,发布了一道诏书,激励异教和巫术的审理者更加勤勉地惩治魔王在人间的代理者,尤其要打击那些有力量导致坏天气的人。1445年,教皇犹金再次重申了这项任务,并且再次下达指令和命令,绝对无误地使教会信奉这种学说。但是,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比犹金更重要的人,使这种观念在教会的精神中留下了更深的印记。1484年12月7日,教皇英诺森八世发布了他的诏书《最高的希望》(Summis Desiderantes)。在从罗马发出的所有文件中,无论是皇帝的还是教皇的文件,这一诏书毫无疑问是第一份也是最后一份造成最多无辜者流血的文件。这是一份受良心驱使的文件,在这一点上,没有哪个文件比它更明显。受《圣经》命令的启示,“汝等不应容忍女巫生存”,教皇英诺森鼓励德国的神职人员用尽一切办法查找巫师,尤其是那些利用坏天气毁坏葡萄园、花园、牧场和正在生长的庄稼的人。这些命令以《圣经》的各种经文尤其是《约伯记》中的著名叙述为依据。为了完成这些命令,教皇授权搜捕女巫的宗教法庭的法官们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进行搜寻,并且为他们准备了一个手册——《捣巫锤》(Malleus Maleficarum)。无论是在天主教国家还是新教国家中,这本手册数个世纪以来都受到了人们的尊重,人们几乎把它当作是神授的,该手册进一步发展了撒旦在气象中的作用的学说,并且详细论述了各种发现和惩治它的方法。
通过按照《捣巫锤》中所订立的规则对数以千计的妇女进行的拷问,不难为这种神圣气象学理论找出大量证据。那些可怜的人在拷问台上挣扎,那些曾经是他们最亲密和最可爱的人令他们恐惧,他们唯一渴望的就是一死,以便减轻他们的痛苦,为此,他们承认了任何和每一件能令宗教法庭的法官和审判者满意的事情。[p.303]

1768年,在信奉新教的英格兰,约翰·卫斯理坚决相信巫术的确有作用,用他自己的著名声明来说,即“不相信巫术的作用实际上就是不相信《圣经》的作用”。在苏格兰,据我们最近的实例出现在1773年,这一年“联合长老会的牧师们”通过了一个决议,宣称他们相信巫术的作用,并且对它受到普遍怀疑表示悲哀。[p.311]

老教会虽然顽固地坚持老的理论,但最终不得不承认富兰克林的理论在实践中具有无可逾越的地位,因为他的避雷针做到了祛邪咒语、圣水、游行、上帝的羔羊、教堂钟鸣、拷问台和烧死巫女等未能做到的事。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就连法国东部最贫穷的农民也明白这一点,因为他们看到,斯特拉斯堡大教堂(Strasburg Cathedral)巨大的尖塔,既非神圣之地,里面也没有能保护它免遭频繁的雷电之灾的钟,下面也没有能起到这类作用的圣水或圣物,但它安上富兰克林的避雷针后,却一劳永逸的受到了保护。于是,许多人对一个问题便有了答案,这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欧洲和美国主要的神学家的问题:“为什么万能的上帝会袭击他自己的神圣教堂,或者容许撒旦去袭击它们呢?”[p.312]

在意大利,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的塔楼。尽管塔楼的顶部有天使,有经过祝圣的钟以防御气象操纵者,旁边的大教堂里有圣物,附近的广场上有游行队伍,它仍然频频受到闪电的伤害,甚至被摧毁。1388年它严重受损,1417年它上面的木制尖顶完全被毁坏了,并且在1489年再度被毁坏,1548、1565和1653年,它又被严重损坏,1745年雷击如此严重,以至于已经用砖石重建过的整个塔楼,有37处受到损坏。尽管富兰克林的发明已经被物理学家贝卡里亚引进意大利,圣马可教堂仍未受到保护,并且于176和1762年再次受到严重的雷击;直到1766年,亦即富兰克林的发现过去14年后,它才安上了避雷针,从此以后再未遭到雷击。
锡耶纳大教堂(the Cathedral of Siena)美丽的塔楼也是如此,尽管使用了所有可能的神学方法来保护它,但它仍然一次又一次地遭到雷击。对给它安装通常所谓的“异教针”,反对之声显得非常之高,但是最终,这个塔楼还是受到了富兰克林发明的保护。1777年虽然有一次一场巨大的闪电经过避雷针导入地下,而教堂却毫厘未损。就这个城市而言,这件事可以使科学与神学和解。不过,最大限度地使意大利神学家转而接受科学观点的,还是布雷西亚的圣纳泽尔教堂(the Church of San Nazaro)的事例。威尼斯共和国在这个教堂的拱顶存放了超过20万磅的炸药。1767年,即富兰克林的发现过去17年之后,教堂由于仍未安装避雷针,结果被闪电击中,拱顶中的炸药被引爆,整个城市有六分之一的部分被毁,3000多人丧生。[p.314]

基督教的创立,开创了神学的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但它对科学正常发展的抑制超过了15个世纪。这种抑制的目标是双重的,首先是制造了一种自然科学的幼芽在其中难以生长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为了真理而追求大自然的真理的所有尝试,都被看作是无用的。从《新约全书》中发展出的普遍信念是,世界末日为时不远,最后的审判即将来临;现有的有形的自然界不久便会毁灭,因此,教会最伟大的思想家们极为轻视自然科学的研究者,并且坚持认为,除了灵魂的拯救以外,其余一切事情都是愚蠢的。
……
其次是确立了一种所有科学要想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下去必须遵守的标准——这种标准更偏爱魔法而不是科学,因为这是一种从对犹太教和基督教《圣经》的文字解读中获得的严格的教条主义标准。人们认为,与诗歌、编年史、法典、道德故事、神话、传说、寓言、信件中所表现甚至暗示的关于自然的观点相比,或者与碰巧保留下来并被当作圣典的文献中的论述相比,从确定的事实中得出的最细心的归纳结论也是非常容易出错的。
因此,在12个世纪的时间里,占统治地位的正统观念要么会使自然科学失去信心,要么会使它走入歧途。这样,任何研究自然的人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时,要么公开地从对“灵魂的拯救”非常有用的宗教经文中寻找说明,要么秘密地寻求对确保个人利益非常有用的超自然力量的帮助。[p.327]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看到,首先,像优西比乌斯、拉克坦提乌斯以及他们的同伙这样的人是如何把科学作为一种无用的事业加以反对的;其次,像大阿尔伯特、圣托马斯·阿奎那这样的人以及他们的大量追随者,是如何把中世纪的主要潮流从科学转向神学的;最后,上至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和英诺森八世以及重要的宗教界的领导人,下到不同的神学家和神职人员以及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有多少人甚至直到最近都在竭尽全力,先是要把科学研究当作危险的事业加以扼杀,随后又对它加以阻碍。
所有这些对科学的成长来说都是有害的,不过,在许多方面还发展出了某种更具破坏性的东西,这就是神秘主义神学的影响,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它渗透、充斥和损害着几乎每一个科学分支,使它们难以有收获。在中世纪早期的这种发展的不同形式中,我们发现了一种把自然科学与从《圣经》经文获得的伪科学混杂在一起的情况。在制造这种混合物时,犹太教徒与基督教徒彼此展开了竞争。在这一过程中,宗教经典被当作一种崇拜物;每一个词、每一种字面意义,都被认为是神圣的并且隐藏着某种寓意。……当经过犹太神秘哲学解释的《启示录》向有灵性的信徒打开了这些宝库的时候,为什么人还要通过实验和观察在大自然这本书中寻找知识呢?[p.343]

弗兰西斯·培根指出,神学家们有时狡猾地猜测,如果不怎么了解科学,那么“每一事物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归结为上帝的手段和威力”,他认为,“这无异于用谎言去取悦上帝”。[p.345]

有些人不愿意放弃这样一种观念,即我们大量的宗教文献应当继续扮演控制科学的教科书的角色……。这些教义唯一的作用,就是减弱了宗教对于人的影响的合理性。[p.350]

没有必要认为,演说者和传记作者普遍都是有意识地试图进行欺骗。事实不过是这样:通常,他们的思考、演说和写作,都遵循决定神话和传说在充满爱和激情的温暖环境中繁荣发展的自然规律,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当人们很少有或没有关于自然规律方面的知识时,当人们不怎么关注科学方面的证据时,并且当人们最相信的人被认为是最值得称赞时,就常常会出现一些伟大的宗教领袖。[p.467]

圣安布罗斯断言:“医学的规则是与神圣的科学以及神圣的观察和祈祷相矛盾的。”我们发现,在整个中世纪,这一命题常常被重申。我们将会看到,从这种观念演化而来的物神崇拜在数个世纪中妨碍了医学科学的发展。
按照这种观念发展的神学,把所有治愈事例,甚至那些由于科学的努力而导致病愈的事例,笼罩在一种超自然的气氛之中。早期教会对宗教经典中的奇迹的栩栩如生的说明,使神奇干预这种观念在中世纪得以延续。伟大的教父们对奇迹的持续证明,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但是一切都表明,他们十分期望甚至在最微不足道的场合出现奇迹,以致不要求任何在现代可能会被认为是适当的证据的东西。[p.471]

近年来最主要的英国哲学史家有这样一种见解,即在人类历史上的所有组织中,罗马教会曾经导致了最大规模无辜者的流血。熟悉历史的人,即使承认所有可能情有可原的历史环境,并且承认老教会因其所做的伟大工作毋庸置疑理应享有的荣誉,他也无法否认这种论述。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中世纪所提出的反对解剖学研究的一个主要观点,竟然是这样一句格言:“教会憎恨流血。”[p.473]

教会中奇迹和物神疗法的大量发展,持续了一个又一个世纪,这可能就是以教会为一方、以具有更丰富的知识的医生为另一方彼此对立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事实上,教会假定她自己在医学方面具有某种比科学方法更好的东西。在这种信念的影响下,一种自然的本来无害的对基督教殉教士的圣物的崇拜,日益发展成了一种纯粹的拜物教。[p.479]

在所有这些质询中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它的逻辑答案对医学科学的发展是特别有害的:当根据大量并存的无可辩驳的证言,圣物、朝拜和宗教仪式在欧洲各地已经和正在治愈众多病人时,人们为什么还要寻求建立科学的医学和外科学呢?[p.481]

也许基督教所做的最不幸的事,就是把它自己与各种注定逐渐会沉没的学问绑在一起。正如在罗吉尔·培根的时代,有些杰出的人物竭尽全力要把基督教与亚里士多德学说捆在一起,在罗伊希林(Reuchlin)和伊拉斯谟的时代,有人坚持把基督教与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捆在一起;同样,在维萨里时代,有人想方设法要把基督教与盖仑(Galen)的学说联系在一起。在所有时代,都有这样的呼唤;在这个时代,我们也听到了抑制科学研究的呼唤,即对所谓“正确的学问”的呼唤。无论是拥护亚里士多德而反对培根,或者拥护阿奎那而反对伊拉斯谟,还是拥护盖仑而反对维萨里,都是为了呼唤“正确的学问”——这是一种始终如一的观念,即较早的研究是“无害的”。[p.486]

在罗马教会的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比它在加拿大的神职人员在大约本世纪中叶蒙特利尔爆发大规模斑疹伤寒期间的行为更完美了。这座城市的天主教神父们,日以继夜毫无畏惧地照顾那些因没有卫生知识而遭受病害的人;患病和死亡的恐怖也无法使他们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他们为了减轻我们人类最贫穷和最无知的人的痛苦,心甘情愿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就是他们的宗教的记录。而在1885年,他们的神学也留下了一项记录。在那一年,蒙特利尔市爆发了危害极大的天花。由于接种了牛痘,该市的几乎所有新教徒都幸免于难,而同一城市大量的天主教市民,在某种旧的正统思想的模糊残余的影响下,拒绝接受种痘,因而遭到了可怕的痛苦。当这场瘟疫最终变得极为严重,旅游和贸易大幅度下滑,邻近的城市开始建立隔离带时,有人竭力推行义务种痘。结果是,信奉天主教的就业人口中有大量的人抵制这种做法,有人甚至以生命相威胁。神职人员最初对这种行为是容忍甚至是鼓励的。……健康委员会(the Board of Health)竭力反对这种迷信,并且给天主教神职人员发了一封信函,请求他们劝说人们接种牛痘;虽然有两三个人遵照这种请求做了,但大多数教士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公开表示反对。其教堂位于感染地区中心的天主教团体的神父们,继续谴责种痘;信徒们则被告诫要信赖各种祷告活动。……
但与此同时,这种在新教徒那里几乎已经绝迹的疾病,在天主教徒中疯狂肆虐,其危害与日俱增;而真理,甚至对那些最虔诚的人来说,也变得越来越清晰了。最终,尽管是在头脑简单的信徒付出了惊人的生命代价之后,由于强制性地采取了一些适当的措施,瘟疫才得以抑制,而怀疑的幼芽已经植入了这些信徒的孩子们的心中,他们将在未来几代人中结出丰硕的果实。[p.492]

在总结科学与神学的这段漫长的斗争史时,有两个重要的事实应当注意:第一,世界从已确定的真理的后退是与它走进“信仰时代”成正比的,而它与已确定的真理的接近则是与它从信仰时代后退成正比的;第二,神学对教育的严密控制是与医学的下滑成正比的,而医学的发展则是与神学对教育的放松成正比的。[p.496]

有人用这样的事例来证明这一信念,即事实上人们已经看到,在大规模瘟疫时期,犹太人的患病率比基督教徒低。毫无疑问,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情况是由于他们有非常出色的卫生体系。在埃及,这种体系大概几千年以前就有了,并且通过犹太法典制定者和政治家们流传了下来。因此,犹太人当然更遵守更细致的卫生准则,而且更坚持节制食用有危险的食品,而这些食品恰恰是基督教徒经常食用的。但是,一般公众不可能理解这个简单的原因,因而会草率的得出这样的结论:犹太人的免疫力来自于撒旦的保护,这种保护得到了回报,疫病就是他们大规模地向基督教徒投毒造成的。这种思维方式导致的一种结果是,欧洲各地都有人试图通过拷打甚至杀害犹太人来平息上帝的愤怒,并组织撒旦的横行和瘟疫的肆虐。[p.515]

这些宝贵的小瓶子里面装的圣物,的确很令人感兴趣,因为它们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这样一个时期,在那是一些为了宗教观点甘心情愿地走上火刑柱的人认为,用出于虔诚的谎言和神圣的欺骗来拯救他们同胞的灵魂并不算错。从科学的观点看,这种奇迹其实很简单:……。请注意,有一点是很不同寻常的,即在上述的那段时间内,甚至那些国王的高级官员看到这种所谓的奇迹时都表现出了一种敬畏之情:他们显然找到了“信仰的快乐”;其中一位官员想使我相信,唯一能够导致这种感觉的,就是那种神奇的力量直接发挥的作用。[p.519]

在美洲新教徒的殖民地,虽然瘟疫一直都被归因于上帝的愤怒和撒旦的怨恨,但也有这样一个情况,据说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天罚被解释为上帝的仁慈。在普利茅斯殖民团来到以前,印第安人中的疫病被认为是上帝为了福音使者而清扫新英格兰的一项重要工作;而使白人人口锐减的瘟疫,却被同样的权威认为是魔鬼和女巫所致。[p.523]

对于一个天主教徒来说,用神学的理由来解释这些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为什么如此众多信仰坚定、信奉正教的城市遭到了惩罚,而许多信奉异教的城市却没有受到伤害?为什么在疫病期间,在那些忠实于教会的地区,那些对神学的崇拜物深信不疑的可怜之人会像苍蝇一样死去,而那些怀疑宗教信条的人却常常能死里逃生?同样的困难也使那些虔诚的新教徒困惑不解,他们也许会问:为什么那些虔诚的农民会在他们简陋的农舍里暴病身亡,而许多上流社会怀疑宗教信条的人却毫发无损?渐渐地,信奉天主教和信奉新教的国家开始明白了,如果疾病要惩罚什么罪孽,那么这个罪孽就是不讲卫生。[p.526]

现在也许应该问一下,公共卫生学的这些进步,是否实际上是以最高意义上的宗教为代价的?最近一段历史暗示了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元首拿破仑三世,是一个著名的伏尔泰信徒。在他达到权力的巅峰时期,他决定建立一所音乐学院,它的建筑将是同类学院中最豪华的。至少在现代,它所计划的规模是前所未闻的,它的建设花了很多年,上百万法郎的资金扔在这里了。同时,这位皇帝还决定重建病院,即著名的巴黎医院;这项工程的规模在同类中也是空前的,而且也需要上百万法郎的资金。但是在建设者两座建筑时,人们显然知道了这位皇帝的决定,即在提供最好的审美享受的同时,应该提供一种能减轻人类痛苦的类似的享受,而且这些建设应当齐头并进。因此,计划严格按照以下方式进行:以同样的速度建设歌剧院和病院,决不允许前者比后者早完工。历史证明,在他以前的500年间,波旁家族中那些“最笃信基督教的国王”从来不服从这个国家的宗教意识和道德意识。卡特琳·德·美第奇和她的后代们使这个国家陷入了大规模的宗教战争之中,从未表现出有这样的情感;路易十四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废除了《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给这个国家的许多代人带来了悲哀,他从来没有想到在建造他的宫殿和公用建筑的同时满足慈善事业的需要;路易十五在所有事物上都顺从教会的意志,从来不会有丝毫有意违背它的举动,但他却花费了巨资来满足他个人和这个民族的虚荣心,而他本应该同样的为慈善事业做一些事。法国这个国家,在它主要是受神学考虑控制的那些时期,似乎对这种思想一无所知,即国家或君主应当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以便减轻人类的痛苦,从而证明为奢侈的艺术享受而作的准备是合理的。直到19世纪下半叶,人们才产生了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尽管是默默的,但是非常强烈,以至于拿破仑三世,这个从所有正教的观点来看都是不信教的声名狼藉的人,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并且树立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典范。[p.529]

魔鬼附体是精神失常的主要原因这一观念,在中世纪充满宗教热情的温暖环境中得以发育,成长、开花,并且结出了许多有害的果实。
……神学思想的潮流太强劲了,甚至提及魔鬼的力量是有限的,似乎都很危险。否认撒旦就是无神论;医学没有完全承认魔鬼在精神病中的干预作用,这一嫌疑最容易给医学专业贴上“无神论”的标签。……在各个地方,都有人信奉这种信念,越来越经常地引用这段经文:“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出埃及记》,第22章,第18节)在没有其他的《圣经》经文——也许有一段出外——想这段经文那样导致众多无辜的人流血。[p.541]

在教会中存在着很有影响的两大思潮,从来也没有两种力量像它们那样截然相反。
其中一方是基督教精神,它来源于它的神圣创立者的心灵和头脑,非常有效地促进了宗教的思想和工作的发展,尤其是导致了通过宗教收容所和温馨的照顾来减轻病人痛苦的措施。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镌刻在中世纪一家大医院的这句非常感人的话:“Christo in pauperibus suis”(耶稣自己在受苦受难)。而另一方是神学理论,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它来源于古代迷信的残余物,而且因不断求助于我们的宗教经文而得以维持。这种理论认为,许多也许绝大部分精神病患者都是魔鬼附体,或者魔鬼与他结盟,对精神错乱者采取残酷的手段,就是对魔鬼及其宠儿的惩罚。通过这种思想潮流,逐渐发展出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使人类备受煎熬的残忍的迷信活动。与此同时,在关心精神病患者方面,基督教的一系列努力几乎丧失殆尽。[p.541]

从教会和国家许许多多非常有影响的人物那里,图克几乎得不到任何帮助。而神学精神的影响却充分体现在庞斯特博士在这同一年发表的《关于精神障碍的观察记录》(Observations on Mental Disorders)之中,在表明对精神错乱的原因和本质一无所知之后,庞斯特博士虔诚地总结说:“我们的研究必须到此为止,我们必须宣布,‘上帝的工作是令人惊奇的,而它的方法是我们无法发现的。’”这似乎也就是教会的普遍观点:尽管新的“救济院”地处英格兰两大教会中心之一,但我们没有听说他从约克市的大主教或者任何他的神职人员那里获得过任何帮助或鼓励。[p.560]

posted: 2008/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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