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食品无害报告作用不大

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报告宣布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无害。转基因食品不会增加癌症、糖尿病、肥胖症、肾病、消化道疾病、过敏症以及自闭症等疾病的风险。

这篇报告 388 页,由 50 位来自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医学院以及其他领域的学者专家分析 900 多份、时间跨度长达 20 年的研究与数据得出的结论。


看不惯反转基因的人可能会觉得扬眉吐气,其实对说服反转基因一派没有什么作用。
因为反转基因的理由有:
1、现在无害不代表没有潜在危害,而报告只能说明20年的有限方面的观察研究结果;
2、转基因这事有阴谋论,政府、公司或者科学机构都不可靠;
3、中国的食品安全不可靠,在国外没事不代表在国内也没事;
4、对人体没有危害不代表对环境没有危害;
5、现代科学改良过的食品就是没有“自然”的食品好。
现在还可以加一句,把这事简化为“转基因无害”并大肆宣传,既是迷信权威,又是以偏概全,在逻辑上就站不住脚。
报告完全针对不上这些理由,甚至还会进一步强化部分反转基因人士的信念。
实际看到各个论坛和社交网站上的争论大都如此,与报告发布之前没什么不同。
所以还是重复之前在《转基因争议》中的看法,最终还得让市场来发挥作用,让各方各自用钱来投票选择吧。


为什么违心说话这么难

有时候明明说句偏离事实的恭维话就能取悦对方,或者撒个小谎就能蒙混过去,我却总是要犹豫纠结半天,最后宁愿如实告知。
结果对方听了大概心里并不好受,可能导致最后事情会向不利于我的方向发展,我也会后悔为什么不干脆像有的“高情商”人士一般,表现得玲珑、圆滑一些。
但是下次再遇到类似的情境,依然没法过得了自己这一关。

最近看乔纳森·布朗的《自我》一书,才发现这种现象很典型:


高自我监控者认为自己是实用和灵活的,要在每个情境下成为合时宜(right)的人
在面临一个社会情境时,他们首先会辨别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典型的模范应该做什么。
然后他们会用这些知识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低自我监控者却有不同的行为取向。
他们认为自己是讲原则性的,并且强调在做什么人和做什么事等问题上保持一致的重要性。
在面临一个社会情境时,他们更关注内心世界,并用自己的态度信仰和感觉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在社会环境中,他们努力要实现的是做自己,而不是做合时宜的人。

同低自我监控的人相比,高自我监控者:
(1)更多关注他人在社会情境中的行为方式;
(2)更喜欢提供了明确行为指导的社会情境;
(3)对那些看重公众行为的职业,如表演、销售和公共关系等更感兴趣;
(4)在察言观色方面更老练;
(5)更擅长同拥有各种心情的人沟通。

高自我监控的人的态度和公共行为上的一致性程度也更低。
比如,只要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合适的,他们可能会做一些他们根本不相信的事,也可能会说一些他们并不相信的话

但低自我监控者则全然不是这样。
他们强调行为和态度的一致性,他们的言行更多地反映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为了阐明这些差异,让我们假设这样一个情境:
你和另一个人正在讨论最近的一个电影,那个人告诉你她喜欢一个电影,而你并不喜欢。你会怎么做?
一般说来,你有三个选择,你可以:
(1)说你自己也喜欢那个电影,虽然事实上你并不喜欢;
(2)说出你的真实看法,承认你并不喜欢那个电影;
(3)避免形成一个立场,你可能改变话题。
在其他方面相同的情况下,高自我监控者比低自我监控者更多选择第一种方式。

自我监控也会影响到友谊的模式。
高自我监控者可能会有很多类型的朋友,不同的人适合不同的活动。
比如,他们和一些人一起运动,与另一些人去看话剧,然后再和另外一群人讨论政治事务。
这种模式允许他们在不同情境中表达不同个性取向,并成为不同的人。

相反,低自我监控者相对只有几个朋友,他们与同一个人一起参加很多活动。
他们更愿意和同一个朋友去运动,看话剧和谈论政治。
这种模式有利于在不同的情境中成为同一个人。

高自我监控者是社交变色龙。
他们享受在不同情境下做不同的人这样的生活,也具备扮演不同的角色的认知和行动技能。
相反,低自我监控者认为自己是非常讲原则的人,更看重自己在不同的情境下要“对自己真实”
他们不太擅长把握社会情境的特征,他们的行动技能也没有很好发展。

站在低自我监控者的角度来看,可能会认为高自我监控者不讲原则、爱说假话,但说到底也只是社会生活中两种不同的策略,并没有绝对的正确与否、道德高下之分。
有的低自我监控者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也许会主动改变自己的社交行为模式,有的也许会因为无力改变而产生社会焦虑,甚至产生社交恐惧症,有的则会心安理得地保持不变——也许这正符合其自我期望的社会形象。

结论:所以说我们这类人首先要说服自己相信某鬼扯的结论,才能毫无压力地对别人瞎扯淡啊。


经验的作用

经验主义者曾经认为人必须借由经验获得知识,经验在认知中的地位无比重要。
后来虽然破除了这种观念,但人们仍然看重经验的重大作用。
特别是在许多领域,尚不能从大量实践经验中提取出经得住反复考验、为事实证实的理论方法时,经验还是最宝贵的财富和指导,有时候简直享受真理的待遇。
只是这里要说的不是事关知识是否正确的话题,而是从心理方面来看,经验也有其独特的好处。

有的人会认为,经验会导致保守、不思进取、不敢创新,其实这并非绝对。
当必须重大变革时,相对于初出茅庐的菜鸟,一个经验丰富的老人虽然未必知道怎么样做是对的,但也许更明白创新后出错的结果并没有缺乏经验者想象的那么可怕。
有时候想象带来的恐惧比失败本身更容易让人裹足不前,恐惧造成的自乱阵脚比错误本身破坏力更大。
而且虽说无知者无畏,可当无知者意识到自己错得有多离谱时,先前的无畏往往变成最大的畏惧,手足无措,逃避责任。
这个时候,经验能告诉我们“不要恐慌”,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可怕,反而是能稳住人心、支撑人们大胆试错的重要因素。


从漳州古雷事故再看 PX 项目争议

厦门民众散步反对 PX 项目落地到现在也将近八年了,PX 项目最终落户漳州古雷,当年的争论似乎早已过去。
但是最近漳州古雷 PX 工厂的爆炸事故说明,无论再怎么科普 PX 本身毒性低,也无法抵消项目建设和运行中出现安全事故的影响。
因为 PX 项目远不只是科学问题。

当初 PX 项目在厦门落地的争论无非如下几点:

1、PX 是否低毒
没有什么好争论的。

2、PX 生产过程的中间产物是否安全,PX 工厂其他方面是否会有影响周边生活环境的问题?
只要生产工艺和生产安全有保证,问题也不大。
但生产安全是否有保证?这就不是书面理论能够回答的。
对生产工艺流程认识程度、工厂运营实际情况、信任程度和利益影响不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很正常。
支持派未必更了解实际运营状况,更不可能代替当地居民申明利益和投下信任票。

3、PX 项目本身是否划算
财新的报道中,吴强说:
中国这些项目建设和公众没有直接利益交换。公众承担了巨大风险,却没有从税收或福利中获得对应好处。“没有利益分享,民众为何要承担风险?”

民众没有为自己利益发声的机会,支持派觉得无关紧要,却正是 PX 项目争议最根本的原因。

支持派认为可以拉动地区经济,增加就业,提高下游工业产品产能从而降低降低一些消费品价格,代价则是事故和污染带来的安全风险以及环境经济损失。
看上去好处多多而损失在可估算和可控范围之内,所以支持派算了一笔帐之后就觉得此事可行,反对者都是傻逼科盲,被耸人听闻的谣言洗了脑。

但最大的问题在于,所有这些利益得失都事关当地居民,他们才是利益的评估者,在他们看来风险不是理论上那么低。
站在当地居民的角度,更看重事故危险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不管概率多小,一旦出事就无法避免影响,更何况还有无法完全信任的事后赔偿处理机制。
这些都是支持派不想、不愿和不能充分理解的——哪怕是热衷慈善的人,也未必能完全理解受助对象的感受,不用说利益立场都有分歧的人之间了。
因此,可能从中受益或利益无关的支持派代利益直接相关者算账,这账面上的数字本身就是瞎说,账算得再精明,在当事人看来也是混账。

所以搞科普就专心做好科普,在科学理论之外的事情,充分尊重利益方的诉求,不要沾染上当代表的坏毛病,优越感爆棚,真当自己是在下一盘大棋了。


自由意志与主观客观的分界

自由意志与主观客观的分界

有关自由意志是否存在的讨论中,一种观点认为,自由意志与决定论可以兼容的自由意志纯粹是一种感觉,甚至是错觉。
即使无法证明或证否自由意志是一种错觉,也可以通过假设该命题成立而与决定论兼容。

这种错觉从何而来呢?
一种看法是,信息不足是自由意志错觉的源头。
如 Aether 在《有关自由的维度错觉,以及主观和客观问题》中说:

在我们的世俗视角来看,我们生活于这个世界以内,我们的一切行为受制于这个时空和内在的规则,我们在从右(过去)到左(未来)的历程中,自由是存在的:对于信息不足不充分的我们来说。或者说,这种不充分的信息和时间箭头,支撑了我们对于自由的真实感受。然而这种感受在高维生物的角度来看则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自由是一种纯主观的感受。
我们总是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只不过是因为主观所处的那个特殊的位置(就在现在的边缘差数毫秒到数百毫秒不等的位置),信息不足而导致的误解,这就是作为主观感受而存在的自由感。

这种差异也带来评价判断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的差异:

信息上的充分导致客观,不够充分,就是所谓的主观。对于我们生活在这个时空的生物来说来说,我们的信息永远是相对不充分的。我们通常所说的客观,总是相对的客观。信息更充分一些,决策就相对更客观一些,信息越少,关键信息越不足,决策就相对更主观一些。
主观和客观这两个概念并不是所谓的身心二元对立这个古老的哲学难题,而是说信息处理机所掌握的信息的充分必要程度。而从人脑这个信息处理机的角度而言,它的一切有关信息和决策都是主观的,尽管它可以通过科学的实证方法做到尽量客观。

要注意的是,这种说法不能理解为“信息、知识越多则越没有自由”。
只能说,掌握信息更多的人会认为信息更少的人更不自由,他们自己面临的未知并不会变少。
也许我们能够一眼看穿低维生物的整个世界,但我们同样也受缚于自身所处的高维度世界。

至少在我们这个世界中,收集并验证信息需要耗费资源、付出成本。
追求完全充分的信息,等于不计一切代价,不考虑最终的收益。
当获得更多信息付出的边际成本,大于用之于优化决策所增加的边际收益,那么获取信息的行为就会停在这个边际上,再进一步只会入不敷出,哪怕这是当时收益最佳的策略。
也就是说,主观和客观的分界线就是这个获取信息的成本收益平衡边际。
在这个意义上,客观并不就比主观更好,不那么客观但更高效的主观决断,仍然有其适用的场景。
也许这也是某些政治不正确的偏见生生不息的原因吧。

换个角度看,在资源有限的世界中,也就永远不会出现全知因而也是完全客观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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