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食品无害报告作用不大

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报告宣布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无害。转基因食品不会增加癌症、糖尿病、肥胖症、肾病、消化道疾病、过敏症以及自闭症等疾病的风险。

这篇报告 388 页,由 50 位来自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医学院以及其他领域的学者专家分析 900 多份、时间跨度长达 20 年的研究与数据得出的结论。


看不惯反转基因的人可能会觉得扬眉吐气,其实对说服反转基因一派没有什么作用。
因为反转基因的理由有:
1、现在无害不代表没有潜在危害,而报告只能说明20年的有限方面的观察研究结果;
2、转基因这事有阴谋论,政府、公司或者科学机构都不可靠;
3、中国的食品安全不可靠,在国外没事不代表在国内也没事;
4、对人体没有危害不代表对环境没有危害;
5、现代科学改良过的食品就是没有“自然”的食品好。
现在还可以加一句,把这事简化为“转基因无害”并大肆宣传,既是迷信权威,又是以偏概全,在逻辑上就站不住脚。
报告完全针对不上这些理由,甚至还会进一步强化部分反转基因人士的信念。
实际看到各个论坛和社交网站上的争论大都如此,与报告发布之前没什么不同。
所以还是重复之前在《转基因争议》中的看法,最终还得让市场来发挥作用,让各方各自用钱来投票选择吧。


煤炭隆冬季和“市场失灵”

央广新闻台制作了关于煤炭行业困境的系列专题节目2015煤炭隆冬季(腰斩的煤价艰难的煤企失灵的机制脱困的路径)。

目前煤炭行业的症状归纳起来就只有一句话:产能过剩


吴群英:最大的现状问题,就是产能过剩,这样一过剩呢使一切措施都显得很苍白,要说煤炭行业困难,就这一个问题,如果砍掉十个亿,都不困难。
据保守估计,我国煤炭行业的形成生产能力约在50亿吨左右,超出需求将近10亿吨。

我特别注意到的是,在分析煤炭行业当前困境和出路时,对市场机制的误解很有代表性。

比如说,煤炭市场从黄金时期进入隆冬,经济大环境艰难,需求不足,煤炭价格不断下跌,记者和一些行内人士认为市场存在不正常的无序竞争:


按照杨嘉林的分析,各家煤企都以行业龙头“神华”的煤价为风向标。但由于煤炭市场需求不足,买煤的不着急,哪家便宜的就买哪家,神华也只能降价促销。各家煤企为保市场份额被迫竞相压价,这又进一步加剧了煤价的下跌。
杨嘉林:价格持续的下降,目前港口和坑口的价格已经和成本脱离了,实际上企业之间是无序在竞争,现在的价格已经是通过报表无法推算出来的,已经脱离了成本。


煤价有涨有跌,看起来是市场起伏的正常现象。但现在的煤炭形势并不是正常的。煤炭企业的对标和恶意降价已经颠覆了稳定的供需关系。整个煤炭市场实际上已经陷入了混乱和无序。
在翟德元看来,目前的煤炭价格的剧烈变动,已经让行业的规划和调整失去了把控能力。

可这完全是非常常见的市场竞争现象,将无法降低成本或控制亏本的企业挤出市场。
是不是在不愁销路的行业呆久了,认为市场有序竞争的正常结果是永远保证企业不会打惨烈的价格大战,不会持续亏本经营?

有人说,价格降低,按道理需求应该恢复,现在是价格和需求双双走低,所以是违背市场规律的失灵现象。


按理说,市场的力量会迫使一些企业退出这个行业,进而恢复供需平衡,让价格重归理性。然而,记者在各大煤炭主产区看到的,却是煤价越下滑,煤企越增产的怪相。


岳福斌:煤炭价格不能反应供给、也不能反应需求,价格和消费量没有关系了。价格一跌再跌、一跌再跌,都跌了40多个月了。煤炭价格下跌应该增加需求吧?你看煤炭市场的需求量也在减,这就是市场失灵的一个典型表现。


市场失灵不仅体现在煤炭的上下游供需关系上,在煤炭行业内部,企业也“不听”市场的指挥了,纷纷陷入“价格越跌,生产反倒越多”的怪圈。

其实只是因为之前供需差距远远没有达到平衡的水平,价格还有下降空间,该被市场抛弃的企业尚有一口气在,只要还能用加量生产换取一些救命钱,活得比竞争对手久一些,就必然要跟着市场价格继续走。
价格降低导致需求上升,只是在教科书上观察整个市场活动过程后,画出供需曲线看到的规律,远远不是在任何市场条件下任何时间段内处处成立的规则。

记者:确实有这种越跌越生产的吗?
翟德元:你说对了,还有的。就是以量补价嘛,就是总的价格下跌,只能通过提高产量来弥补,现在的问题就出现在这里。


业内人士当然不是不明白,只是他们接受不了这种竞争的结果。
当价格低于这些人想象中的市场均衡水平后仍继续下跌,乱用市场规律套用现实,然后就称之为市场失灵。

同样的道理,当行业价格联盟无法形成时,业内人士会认为这是整个市场的非理性,而认识不到这是非常正常的市场竞争博弈结果。


煤价拐入冰点之后的三年来,翟德元一直都在呼吁行业抱团过冬,希望各家煤企能够携手挺住价格。但是,由于国内煤炭企业集中度低,每个企业都希望其他企业限产而自己增产,单个企业的理性导致了整个市场的非理性。
翟德元:企业现在都在抢占市场,你减少的市场我来捡。现在很多企业都说宁可掉价,不丢市场:电力企业一来,你要不是给我降,别人会给我降价,你的煤不卖,他的煤就能卖出去。

要是步调一致的价格这么容易维持,恐怕反市场的人士又会说:看,自由市场很容易形成价格联盟,为了消费者的利益,政府的干预必不可少。

那么煤炭行业进入隆冬的直接原因又是什么呢?
报道中是这样说的:


煤炭行业从“黄金十年”的蜜罐子掉进全面亏损的泥潭里,关键性的转折出现在2012年“煤电联动”机制的脱钩。中国煤炭近70%是卖给下游的发电企业,脱钩后,电企不再和煤企签订长期的供销合同。缺少了合同保护,产能过剩的煤炭企业在与电企的谈判中不再拥有话语权,只能被动挨打。


2012年是一个令所有煤炭从业者印象深刻的年份:煤炭价格急剧向下的拐点出现在2012年,政策和市场发生的变化也在这一年密集出现。国务院办公厅当年年底发布《关于深化电煤市场化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取消重点电煤合同、实施电煤价格并轨的市场化改革核心。煤炭价格全面市场化之路由此开启。

然而,煤炭行业在市场化之路上走了没多久,“市场煤”和“计划电”之间的矛盾就成了迈不过的绊脚石。改革之前,电煤合同的最高限价保护了电企利益,而现在没有了最低限价兜底的“市场煤”,滑向了跌跌不休的深渊。大而不强的中国煤炭企业,在今年第三季度迎来90%以上的大面积亏损。


看上去像是煤炭价格市场化,单方面保护电企而不再保护煤企,两个行业市场模式和计划模式的冲突,造成了煤炭行业的困境。
所以难怪有人呼吁政府出面设立煤炭最低保护价:

岳福斌:应急之策就是稳住煤价。怎么样稳住煤价?这时候政府应该当好人,政府直接出面,我就抓电煤。
岳福斌的提议得到了煤炭业界的响应。伊泰集团副总经理翟德元同样认为,只有抓了价格这个“牛鼻子”,才能让煤企活下来。而稳住电煤价格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由政府设定电煤最低保护价。
翟德元:煤价应该坚持煤电互利的前提下,确定合理的煤炭最低保护价。

但从报道中也可以发现其他原因:


多家煤企负责人告诉记者,控制产量并不容易。一方面,前期煤矿建设大干快上、遍地开花。仅2006年以来,全国煤炭固定投资就超过3万亿元,这些新增产能正在集中释放。
煤企负责人:黄金十年高利润,各行各业、各种身份的人都在办煤矿,这些项目就未批先建,都一哄而上。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也让煤炭“严控产量”的措施无法落实。部分产煤地区的经济高度依赖煤炭产业,企业想减产,领导也不答应。
煤企负责人:出于地方GDP发展的需求,本地区都希望把自己的经济总量做大。那么既然投资了就得收回投资,既然建成了,就要想办法生产、想办法卖煤,这样就导致恶性竞争的产生。


也就是说,现在市场供应产能降不下来,原因一个是前期行业滋润时一窝蜂投入生产,没有预料到这几年产能大大过剩,只能硬撑。
可是这样的现象在任何行业都屡见不鲜,只要有超高的利润,投资自然会一拥而入,等到行业走向萧条,投资撤走,企业亏本关门,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实际上,即使不依靠市场自发调整,由国家政策干预调整,也是要淘汰部分低效的企业:


周大地:没有解决市场问题,继续去用新的投资把原有的投资损失给找回来,就可能形成新的投资失误。所以我觉得首先来讲,是要控制产能的盲目扩张。国家的政策就是不要再鼓励地方,新增的这些产能该停的要停,这个信号要给的很明确。
按照周大地给出的行业脱困路线图:第一步,要防止新增产能的扩张,先止住血;然后,将部分现有产能淘汰出局,实现换血。而要实现产能大换血,必须依靠经济手段和政策手段合力来推动。
周大地:经济手段淘汰掉一部分,就是我不能全面的补贴,你现在成本高的你就得退出,第二个就是你质量不好,我也就能从技术上,从清洁的标准上,对你进行施压,从煤质出发淘汰掉一部分。

另一个则是地方政府的背后推手。
在煤炭这种和政府利益关系密切的行业中,同样非常普遍——只是和第一个原因正好相反:
决定投资和生产的主体是政府或者代表政府的所谓企业管理者,而不是市场意义上自负盈亏的投资者和受委托的管理者。
投资盈利了,这些管理者有政绩或奖励,投资失败了,却未必要自己掏真金白银全数赔上,因此造成的大规模失业、福利缺口,也更有可能得到公共财政的弥补。


山东淄博矿业集团董事长孙中辉认为,在现有50亿吨煤炭产能的背后,是约500万人的从业群体,如果淘汰10亿吨产能,就意味着近100万人下岗。
孙中辉:关掉带来的问题,我感觉就是人员安置。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还有3个矿要关,还有6000人需要安置,这个确实是比较困难。
人员安置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企业倒下之后,还有社会化职能的移交、遗留债务的处理等一系列问题。同孙忠辉一样,各地煤企的负责人普遍希望,将这些“棘手”问题统一交由政府的“有形之手”来接盘。

所谓有形之手接盘,说白了就是国家托底,为煤炭企业经营的烂摊子买单。

表面上看这与行业事关能源安全、国计民生基础服务的特殊性质有关。
实际的效果则是,因为决策与责任分离或偏差,本质上是拿别人的钱冒经营风险,失败了也是别人负责,无论投资还是退出的决定,都会受到市场之外的因素干扰,在繁荣时期为第一个原因中的盲目跟风火上浇油,在萧条时期又使这把火烧起来就降不下去。
而当行业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时,这些业内人士却要归咎于市场失灵、企业非理性,虽然也有人提到政府的有形之手干预失败了,但普遍的诉求倒是希望有更强力的有形之手来接盘。
虽然我也部分认同,出于社会稳定考虑,现阶段这些被淘汰的企业留下的包袱不可能完全离开政府的负责,但如果每个行业都不去反思困难来临之前做了哪些违背市场规律的事情,如何改进和避免,困难来了之后就指望政府擦屁股,那市场体制改革还搞毛啊。

另外,从这个报道可以看出,许多人——包括行业专家——对市场机制的误解有多么深,
很多人以为所有行业欣欣向荣,所有从业者职业稳定,失业率低,保持这样一个基本静态的美好局面,才叫做市场有效,反之就是市场失灵。这是对市场最常见的误解之一了。
不妨将市场竞争机制看作生物学领域内的进化论,生物界从来不是稳定、美好的静态状态,而是每天都上演竞争与合作的激烈动态系统。
市场竞争体制需要不断淘汰不能适应市场的企业实体,就像无法适应环境变化的生物被自然选择毁灭。
适应不了竞争机制的人无论再怎么追求理想中稳定不变的乌托邦,也无法通过违背这个机制来对抗自然选择的规律。

另一个,就是所谓的政府制定的合理保护价。
总有人以为市场上会存在一个第三方可以确定的合理的价格,使得企业、消费者乃至整个市场达到一个理想、平衡的状态。
这就像人类尝试画一张表格,规定自然界的生物各有多少数量,如何分布,期望自然界能达到最优的状态一样愚蠢和狂妄。
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可以确定的客观价格存在,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市场机制的必要性,每个企业和消费者的偏好、自主选择、出价和彼此博弈、竞争的动机和动作都没有意义了。


快递条例

国务院法制办近日公布《快递条例(征求意见稿)》。
关注的重点之一是因为之前落实快递行业实名制,所以配合重罚倒卖、泄露用户信息。
之二是重罚抛扔快递行为。

第一点说来话长,先只说第二点。

快递行业暴力分拣现象严重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是快递包裹量大,而快递企业的分拣手段还在人工或半自动阶段,萝卜快了不洗泥。
是消费者目前仍然对价格非常敏感,市场选择的结果就是这种服务不算靠谱但总体来说“性价比高”的企业。

但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市场竞争逐步优化。
顺丰、德邦等品牌形象较好的快递企业,以及大型电商自有物流都会主动有意识的优化服务。
激烈竞争中利润率越来越低的中低端企业要想进一步发展,迟早也要步上这条路,否则就等着要求越来越高的消费者要求卖家不用自家的快递。
也就是说,服务监管和提升不用外部第三方介入,通过竞争机制,企业自己就会主动去做。

只是,要升级到自动分拣体系,完成相应的系统改造,并完善管理体系,要投入更多成本。
因此,短期内,除非企业自己先承受升级成本而不转嫁,则更好的服务质量对应的必然是价格的上升。

那么,这个《快递条例》出台的初衷是什么呢?
初衷之一恐怕是消费者既希望快递服务迅速优化,同时又不想被转嫁优化成本,于是希望政府出面监管快递企业,仿佛政府监管的管理成本永远不会同样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而政府也乐得响应群众呼声。
至于监管是不是高效、到位,监管的设备、人力成本谁来承担,以往早有先例,不难猜到,等到正式施行就知道了。


评《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

国务院办公厅在2015年4月24日发布《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年)》。
抛开空虚的套话不说,政府向中医服务倾斜的政策十分明显。

  • 首先基本原则中的两句话看似“两只手”都不放松:
  1. 强化政府在制度建设、政策引导及行业监管等方面的职责。
  2.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其实除了制度建设之外——暂且假设制度变革都有利于市场体制发展——其他作为都会大大影响市场的运作。
这种“两只手”都硬的思路,是希望由政府指导政策大方向,再指望市场沿着政府指导的方向优化。
也就是中央集中制定生产计划,然后希望靠基层生产者发挥主观能动性“放卫星”。
这种自以为结合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优点的思路现在还大行其道,足可说明对“什么是市场经济”的主流水平是什么样。

  • 再来看看遍布重点任务部分的各种运动式动词:

(大力/积极/加快)发展、提升、拓展、鼓励、支持、促进、培育、推动、实施、吸引、引导、保障……

作为交税的公民,看到这些动词,应该想到的是,这只是扯淡的空话,还是要花钱的实事?
如果是空话,请一边喝西北风去。
如果是实事,所有这些动作,都必然有实施成本。
那么,预算投入有多少?具体到每一个地方的每一分钱该如何花?谁授权同意的?经过了什么授权流程?

是,我知道在我国现在问这些问题可能显得意义不大(可喜的是有越来越有意义的趋势)。
但那些觉得“政府毕竟做对了事,其他方面就不要计较了”的公民,至少应该了解,有哪些未经授权即使用税金扶植特权的动作。
当未来无法忍受利益受侵害时,至少能够知道缺口源于哪里(以及自己也有份参与或默许),而不是脑中一团乱账,为加重税负负担、扭曲市场和进一步倾斜特权摇旗呐喊。

  • 然后看看“完善政策”部分的关键点:

放宽市场准入。
虽然被当作“中医黑”,但我完全支持放开中医(以及所有其他医疗服务类型)的市场准入限制,由市场优胜劣汰。
至于有的人担忧虚假宣传、诈骗、医疗事故纠纷等等,自然有相应的法律可以应用,不是设置准入限制的理由。

加强用地保障。其中最醒目的是“扩大中医药健康服务用地供给,优先保障非营利性中医药健康服务机构用地。”
加大投融资引导力度。比如“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医药健康服务企业上市融资和发行债券。”“加大对中医药服务贸易的外汇管理支持力度,促进海关通关便利化。”和“鼓励各类创业投资机构和融资担保机构对中医药健康服务领域创新型新业态、小微企业开展业务。”
完善财税价格政策。重点是“符合条件、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非公立中医医疗机构承担公共卫生服务任务,可以按规定获得财政补助,其专科建设、设备购置、人员培训可由同级政府给予支持。”和“对参加相关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的人员,符合条件的按规定给予补贴。”
说白了就是,不改变已有的不合理市场管制,而只为中医业务开口子,给予倾斜优待政策,甚至直接提供财政补贴补助。
这不就是特权吗?

之后还有补刀:加强舆论引导,营造全社会尊重和保护中医药传统知识、重视和促进健康的社会风气。
呵呵,祭起“传统”大旗,背靠“社会风气”,等于树立道德特权地位,接下来的“舆论引导”是什么概念,你懂的。

  • 最后还发现特别的一点:中医服务相关保险业务

文中重点任务的“大力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部分,明确提出:
鼓励保险公司开发中医药养生保健、治未病保险以及各类医疗保险、疾病保险、护理保险和失能收入损失保险等商业健康保险产品。

我有个疑问,不少中医支持者喜欢说“中医疗效不能使用统计学标准(如之一之二之三之四等等,在《什麼是中醫,這才是西醫》中也有专门提到此类辩护)”。
那需要应用大数统计的保险产品,怎么获取统计数据和建立精算模型呢?

不知道是不是在“中医不需要统计学”、“需要有适合中医的统计学”之外,还能再接再厉提出“需要有适合中医的保险服务”?


以市场为名的行政干预

在4月14日的2015年一季度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说“流量费太高了”,并对有关部门负责人说,可以研究如何把流量费降下来,以及立刻要求有关部门负责人“加快协调工作”。
顺便提了个定性结论: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重要的公共服务,应当加大建设力度。

一个月后的5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再提流量费太高的话题,会议相关结论包括:


鼓励电信企业尽快发布提速降费方案计划,实施宽带免费提速,使城市平均宽带接入速率提升40%以上,降低资费水平,推出流量不清零、流量转赠等服务。

然后呢,是“工信部召集三大运营商召开内部会议,要求运营商提交降费提速方案”,“在政府部门不断敦促之下,三大运营商或将有不小的降价举动。”。
以及工信部公布提速降费总目标

业内专家纷纷点赞并总结为“从国际行业发展来看,降资费提网速是必然趋势,以往电信企业垄断大佬的优越感正在被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潮所倒逼

现在看一下过程:
(1)消费者抱怨流量费用高
(2)总理发话
(3)工信部要求运营商降费提速
(4)运营商立即提出降费提速方案

这究竟是市场倒逼,还是行政管理部门强逼?

总理称


降低网费和流量费,这不是政府的决定,而是“不降不行”的市场选择。
企业降费后,事实上会推动流量消费的增加,实现薄利多销,最终也会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

如果真的是不降不行的市场选择,还会需要政府来提出吗?
运营商之后推出的诚意不足的降费方案,是否多少能说明点问题?
(于是毫不意外地,有人会觉得善良的青天大老爷被无耻的既得利益者蒙骗了,呼吁加强政府监管,乃至严刑峻法)

而是否会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难道不应该是企业自己来核算吗?
还是说,结合最近鼓励创业、热炒“互联网+”概念来看,政府是以民意为理由,以刺激经济为目的(看上去有利于互联网企业降低成本,通讯基础设施企业也能获得更多合同),向通信运营商转移成本?
那么,究竟是电信运营商以企业的身份在市场竞争,还是政府作为整个社会这个大企业的管理者,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有权向电信服务部门倾斜成本?
如果是后者,那这到底是市场经济,还是伪装成市场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指令?

如果企业不是被市场经营情况所迫而真心降价,是该认为市场失灵,该轮到行政权力干预,还是应该在“运营商抱怨市场化了有恶性竞争”和“消费者认为运营商市场垄断地位靠市场无法解决”的矛盾之外,承认所谓的电信行业市场化,根本就没走出多远呢?

如果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定位为纯粹的公共服务,那还不如重新合并所有国营电信服务运营商为一家(就像铁塔公司一样),所有盈利全部反哺后续基础服务建设并走民主程序接受经营状况审核(过去电信一家独大时这些都是扯淡),短期内效率可能反而比现在有政府兜底的特权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重复建设还高一些;如果分为公共服务代理招标方和市场竞争下的民营服务提供商就更好了;
如果要真正的市场化,那就不要强制企业承担企业经营目的之外的责任,增加其最终要向消费者转移的经营成本,不要保障其代表国家信息安全且不允许破产的优先和特权地位,不要设立任何市场进入门槛(正在做的引入民营资本,能够做到取消国资的特权?呵呵),更不要试图阻止让传统电信运营商成为夕阳企业的新兴趋势。

有的人以为,赤裸裸的倾斜支持公有制企业侵犯民营企业利益是“国进民退”,简单的反过来用行政手段指挥国企电信运营商的割肉经营就是“国退民进”。
如果真以为这有利于市场,那么以民意为名,下一次行政干预之手伸向的可能就会是真正市场化的领域(不用下一次了,专车领域就是典型)。
或者,当某个电信运营商真的在市场竞争中濒临破产时,恐怕又是同一批人作为民意代表,呼吁政府介入,通过国家财政补贴挽救运营商,不允许其清盘退市,美其名曰“阻止国有资产流失”、“保障国家通信安全”、“保护国民支柱产业”等等……至于财政缺口的钱从哪里来,以后是不是又要呼吁为了国计民生而涨价,恐怕不会考虑那么多了。
又或者,最终把政府、运营商、消费者三方都不满意的现状归咎于市场,在用各种折腾手段干预市场或者市场化过程之后,感叹“市场果然不是万能的”,还是国家全都管起来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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