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ma DP1

很久没关心数码相机的情况,才发现传说中“永远的毁灭公爵”DC 版 Sigma DP1竟然在3月初已经上市了

其实在它上市之前我并没有太高的期待,因为从设计来看,应该是性价比相当低的机器,高昂的价格将令人生畏。但看到高手们放出剧毒的试拍照片之后,又颇为心动(加上每次一想到我妈曾经以4000元买下 Sony T-7就觉得心灵极度不平衡,难道还会买性价比更低的相机吗?!)。反正我也没兴趣追逐笨重、镜头昂贵的 DSLR,一台高画质、手动、便携的机器不正是我这种人所需要的吗?——当然,如果有人送我 Leica M8 就最好了 :010:

这两天一直都在看相关的讨论和评测文章,总结其优缺点如下:

[优点]:
画质十分优秀,属于 DC 中的顶级水平,主要得益于 APS-C 幅面 Foveon X3传感器;
宽容度不错,纹理、高光细节出色;
黑白成像效果不错;
高 ISO 表现不错,噪点略有胶片感;
RAW 处理软件 SPP 好用;
畸变控制好;
28mm 广角(有人偏爱35mm);
MF 拨盘很方便。

[缺点]:
开机时间较慢;
自动对焦速度慢,尤其在光线较弱的情况下;
存储速度慢,很挑存储卡;
高 ISO 颜色淡;
无光学取景窗口;
电池续航能力一般;
直面强光拍摄有鬼影现象;
机身不便握持;
直出 JPG 质量一般;
有偏色现象,但比之前的 SD 系列要好;
按键设置、菜单设置不合理;
LCD 表现差;
最大光圈 F4;
微距只到30cm;
无防抖;
非标准 Mini USB 接口;
体积略大;
带分离式镜头盖。

感觉不少地方和 G7比较互补嘛,比如广角、RAW、光学取景、微距、防抖、定焦、镜头盖…

总的来说,按照 euyoung 的评价,DP1是一台这样的相机:“Very very very very very poor electronic , extremely excellent image quality!”
可谓优缺点都非常鲜明。

大多数人认为,DP1适合用作 DSLR 备机,或在拍风景、街头时玩,不适合入门菜鸟,需要多多摸索熟悉它的优缺点,扬长避短才可以发挥出最大功效。而高昂的价格和小厂的牌子,注定它只会是小众机型。

目前 DP1的国内价格在7000左右,Amazon 上的价格在 $799,据说出货跟不上。
据说半年之内价格有望跌到6000左右(现在涨价了,还不容易买到),但某些人希望能到4000出手是不大可能的了——那样 GRD2恐怕要被清出市场了…何况作为第一款试水的 APS-C 幅面的 X3便携 DC,成本恐怕不会这么快降下来。而如果你有能力用好这个机器,那么6000大洋绝对是划得来的。
至于某些人希望有 F2.8以上的光圈,也基本是不可能的,那样估计体积相会大大增加,不再有便携的优势了。

[延伸阅读]:
几个 DP1使用者的 Flickr:
Carl Rytterfalk
houdinifx
Sigma DP1 群组

牛人 Carl Rytterfalk 的 blog

几个 DP1的评价文章:
点评Sigma DP-1 (测试篇)
深邃的全知之眼 – Sigma DP1
SIGMA DP1 初體驗 – 外觀與功能篇
SIGMA DP1 初體驗 – 機體、操作與問題
G9 Sigma DP1立下里程碑 Canon Powershot G系列的未來走向呢?

色影无忌上的专贴:
SIGMA DP1 俱乐部
SIGMA DP1俱乐部二(使用技术交流)


回忆 #1

小时候因为父母在西藏,所以非常关心西藏的天气预报,每天必看。如果当时我在上厕所,就会对外公外婆喊:“快把电视关掉!关掉!”
因为我以为关掉电视,正在播的天气预报节目就不会溜走了…

如果我说要上厕所,大人们都知道我是肚子饿了;反之亦然。

经常会对筛沙、砌墙、剖鱼、炸糖油粑粑、杀猪、施肥、修路、剪草等伟大的劳动产生浓厚的兴趣,无视时间流逝地站在一旁细细观察。
当然也喜欢站在玩具柜台前面流口水。

虽然常去游戏机厅,但是没什么零花钱,只能做看客,蹭同学的游戏币。后来总算可以挤出一点钱了,也只玩“名将”、Sunset Riders 之类的横板过关类游戏,因为可以活得长久一点,也因此我一直是 SF 这类格斗游戏的废柴…

据说很小的时候我特好带,关灯就睡觉,开灯就吃奶,不得病,不哭闹,省心省力。

印象中能够记得很清楚的第一首歌曲是吴涤清的《阿里巴巴》:

白:在那很久很久以前
白:有一个古老的故事
白: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

有一本书它叫做天方夜谭
很奇妙又好看
叙述的是阿拉伯的故事
到处都在流传.
有阿拉丁神灯还有辛巴达航海
这里有个神奇的故事
一个人的命运会改变
阿里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
阿里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
芝麻开门 芝麻开门
阿里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
阿里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

有一天他正好到山中砍柴
许多人走进来
走到一个神秘的山洞
里面都是钱财
有金银财宝有钻石玛瑙
这个故事结果告诉我们
一个人不要过分贪财
阿里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
阿里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
芝麻开门 芝麻开门
阿里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
阿里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

出生的时候差点挂了,用液氮装备干掉了血管瘤(还好不是 T-1000)才安然存活。据说很痛很痛,好在没有那个时候的记忆。

为了争夺周末带我的机会,父母两家的长辈经常在幼儿园门口“抢人”。虽然达成过协议,也有违反的时候。

住在奶奶家的时候,她经常炖骨头汤给我喝,甚至下雪的天气也会很早起来走路去菜市场买骨头。还会买很多零食,但我很少吃零食,基本都给妹妹们了。

睡在幼儿园的时候,晚上对面楼房的灯光会投在枕头上,我睁着眼睛在周围的黑暗中努力寻找什么,很久都睡不着。还可以听到《上海滩》的音乐响起。

不爱吃巧克力,只爱喝酒心巧克力中的酒。现在却喜欢巧克力。也许是因为以前能吃到的廉价巧克力都是用代可可做的吧。

经常摔跤,经常走着走着脚下一绊向前扑,所以膝盖常年都有伤疤。

最严重的一次受伤是这样发生的:放学以后,在基建工地的围墙上走回家,下围墙的时候被绊了一下,倒栽在水泥地上,额头肿了个大包,还流血,自己爬起来颤颤巍巍走回了家,所幸脖子没摔断。

最搞笑的一次受伤:弯腰系鞋带,背后沉重的书包砸到后脑勺,脑袋再撞到地上。

喜欢中国队的古广明,也因此喜欢7号球衣,记得某一次古广明进球的时候把鞋子也踢飞了。

第一次知道 Platini 是看到某种小开本杂志封底的人物漫画,第一次认识 Pele 是看到某个讲述他用足球踢门铃向人证明自己身份的故事。杂志好像是叫《世界之窗》?

有一段时间做作业时用掉的草稿纸都不丢掉,全都揉成小球堆积在桌上,直到只剩下写字的地方,结果把客人吓坏了。

在同学家里玩的时候,把胶水和墨水倒在了楼下人家晾晒的床单上,最后是把床单洗干净了还给人家。

在潇湘电影制片厂的草坪里面打苍耳战,烤蚱蜢蝗虫吃。到中医学院的工地里面偷马赛克玩,还从楼上往沙堆里面跳。

某次莫名其妙被喊去当升旗小号手,早上六点就去学校训练,然后发给五音不全的我一把连号嘴都没有的小号,遂罢工,之后再也没有人要我去了。

曾经被两位老师拦住研究了半天我身上穿的毛线衣的织法。

晚上上数学班的时候,坐在滑梯上面听某人练习弹奏《少女的祈祷》。

学校附近某个工厂散发出来的恶心气味可能是使我后来做这个噩梦的原因之一。

“好得一塌糊涂”,这一句是从《小飞人卡尔松》中学到的。


为什么住得远反而到得早?

身为一个通常都不会迟到的好人,常常会奇怪,为什么无论是上学还是上班的时候,总是住家比较远(比如在下)的人反而到的很早,步行几分钟就可以赶到的人却往往是刚好踩点呢?

为此,我想用统计分析的方法找到其中的原因。

首先第一步的工作,就是:

伪!造!数!据! 囧 :023:

2个对象合计1200次的实地统计要1年多才可以完成啊,为了证明我一点也不宅,所以可耻地用伪造的正态分布曲线代替了。这样读者也可以看得轻松一点不是吗?(读者:喂!我们是要看没有操守的你被教授持刀追杀啦!

以下就是伪造的到达时间统计表,其中时间差表示到达时间和准点时间的差值,右侧两列则分别是住处离目的地距离较远和距离较近的到达次数统计值。
假设条件是,路上的耽搁使得到达时间分布扩散,但仍基本符合正态分布规律。距离越远的,分布扩散越明显

Photobucket

然后是相对应的曲线图。

Photobucket

现在假设迟到的时间点设置在+3之前(如红线所示),则距离较近者会有14+2=16次迟到(灰色部分),而不幸的距离较远者会有48+35+24+15+8+4+2+1+1=138次迟到。23%的迟到率,这显然也会被教授或老板拿着刀追砍。
距离较远者要达到16次以下的迟到次数,迟到时间点应定在+7之前才较为合适,即推迟4分钟。而现在,他必须为这缩减的4分钟付出代价,也就是比先前整体早到4分钟,才能达到+3时间点的要求。

于是经过调整之后的到达时间统计表就成了如下所示,两个人的迟到次数终于扯平了:

Photobucket

相应的曲线图变成了这样,距离较远者的统计曲线左移了4个横轴单位:

Photobucket

从第2个曲线图中可以明显的看到,距离较远者不但早到的次数远远超出,而且提早时间的最大值也从之前的7分钟变为了11分钟——即平移的时间,如果你有兴趣,还可以算一算距离较近者发现对方比自己到得早的概率有何变化。

综上所述,假如距离越远,在路上耽搁时间的事件发生几率越高,则距离较远者必须比原始的方案越提早到达,才能保证迟到的可能性与距离较近者差不多。当然,这一结论完全是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假设和无耻的伪造数据上的,是不是符合事实,就要等人实际验证了。何况有的人对迟到和被追杀完全不在意,又或者在遭遇麻烦时有超强的时间掌控能力


《基督教世界科学与神学论战史》摘抄 #3

在1588年,据说有一个名叫玛尔塔·布罗西耶的农村姑娘被魔鬼附体了。这个年轻的姑娘从表面上看的确像受到了撒旦的直接影响。她到处漫游,请求人们把魔鬼从她身上赶走,无论她走到哪里,她的诅咒和亵渎的言行都会令人惊恐不安。……最后,就连一向快乐和有怀疑精神的国王亨利四世也感到不安了,于是,有人要求在位的教皇采取措施击退恶魔。
幸运的是,当时坐在昂热(Angers)主教位子上的高级教士是米龙(Miron)——他显然吸收了蒙田怀疑论的一些思想;当他接手处理这件事时,他进行了一些历史悠久、备受尊重的宗教测验,以调查事情的原委。他先把两只碗摆到这个女孩的面前,一只盛着圣水,另一只盛着普通的泉水,以便让她得出关于每只碗中所盛之物的错误推论,结果是,在用圣水做测验时,魔鬼们完全没有动静,而在用普通水做测验时,它们却使马尔塔抽搐了起来。
这位精明的主教随后做的试验也是为了相同的目的。他大声命令他的助手把祓魔手册拿给他,而按照事先的安排,助手拿来的却是一本维吉尔的著作。当他刚开始念《埃涅阿斯纪》(Aeneid)的第一行时,马尔塔就在魔鬼的驱使下抽搐起来了。另有一次,助手拿来的是一本拉丁语词典,而她也有理由相信那是一本祓魔手册,因而出现了相似的结果。
尽管主教因此宣布,整个事件是精神错乱和欺骗的混合物,嘉布遣会修士却宣称这种观点是对神的不敬。他们坚持认为,这些测验实际上证明了撒旦的存在——说明了他在掩盖他之存在的证据方面是很狡诈的。人们大都站在他们的传教士一边,这样马尔塔被带到了巴黎,在这里试用了各种祓魔手段,巴黎的老百姓也开始热衷于她了,就像20年以前他们对屠杀胡格诺派教徒的人、在200年后对罗伯斯庇尔以及不久之前对布朗热将军那样。
但是,米龙主教并非是唯一的一个怀疑论者。巴黎的枢机大主教德·贡迪责成这个城市最杰出的医生,向他报告有关这个病例的情况。医生们进行了各种检查,得出的结论是,马尔塔不过是一个歇斯底里的骗子。幸亏有了医学,幸亏有了这两位开明的给医学提供了帮助的神职人员,才避免了若在50年或100年以前就有可能会成为普遍的着魔流行病的中心这样的结果,一场全国性的灾难才没有发生。[p.575]

詹森派教徒和耶稣会士们都最大程度的利用了这些事例。尽管医学科学的重要权威如埃凯和洛里把所有这一切归因于自然的原因,但这毫无用处,双方的神学家都宣称,它们是超自然的现象——詹森派教徒把它们归因于上帝,耶稣会士则把它们归因于撒旦。[p.584]

近年来,法国对这类事例的处理变得更为明智了。大约在本世纪中叶,当阿拉伯的祭司们在阿尔及尔试图通过表演奇迹来煽动人们去反对法国基督教徒的狂热时,法国政府不是对这些祭司进行迫害,而是派去了那个时代最著名的魔术师——罗贝尔-乌丹。他来到祭司们的活动现场,对于每一个阿拉伯人表演的奇迹,乌丹都要使它产生双倍的效果:当一个阿拉伯托钵僧把一根棍子变成一条蛇时,乌丹就把他的棍子变成两条蛇,然后,他向人们展示他是如何做的。[p.584]

蒂索教授发现,有几个病人依然如故,通过各种调查和实验,他很快得出了令他满意的结论,即这些人只不过是患了歇斯底里症。在他的诸多调查中,有一项调查非常奇特。为了更仔细的观察患者,他邀请了其中的一些人与他一起用餐,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他们的葡萄酒或食物中掺加了圣水,但他发现,无论怎样,圣水都没有产生任何效果,而当着魔者知道有圣水时,它对魔鬼产生的作用就非常显著。即使在这种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引用了许多圣水,着魔者的病痛依然未减,他们强烈要求把魔鬼赶走,其中有些患者甚至开始抽搐,好像魔鬼通过他们的嘴在说话。显然,魔鬼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已经给他服用了旧的神学所知的最有效的药物。
最后,蒂索发表了他的实验结果,很快,有人对此作出了迂腐的回答。当年伽利略让反对他的牧师们通过他的望远镜观看木星的卫星时,他们断言,那些卫星是望远镜引起的,对蒂索的回答与此类似。反对蒂索的牧师们坚持认为,圣水对魔鬼无效除了能证明撒旦非常狡猾外,不能证明其他任何东西;由于这个魔王希望人们认为他不存在,因此,他就克服了对圣水的反感,把它咽了下去,以便隐瞒他的存在。[p.588]

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比较语言学这门科学的历史不同于任何其他科学的历史,那就是唯独它的结论,最终被神学家们当作他们自己的研究成果全盘接受了。这种接受给世人以很大的启迪,因为虽然它摧毁了神学在诸多世纪中所珍爱的观点,迫使教会接受了与我们的宗教经典明白的字面意义大相径庭的理论,但是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结果帮助而不是伤害了基督教。显然,它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我们宗教基础上的教条主义的锈斑,而这些锈斑正在腐蚀着这些基础的结构。[p.597]

要想揭示在英格兰这种混乱的黑暗和持续的时间,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连续几版《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关于语言学的词条加以比较。作为反映英国思想的重要著作,该书的第1版出版于1771年,混乱自始至终贯穿在它关于这个主体的词条之中。词条的撰写者把语言分为两类,但似乎又按时把神的启示与人类的发明混合在一起时可能的,然而最终,他还是在某种遮掩下逃之夭夭了。在该书的第2版中,词条的作者论述了宗教的理论,并且断言:“有些宗教学者伪称希伯来语是上帝在天堂中与亚当谈话时使用的语言,并且是圣徒们将在天堂中永远向万能的上帝唱赞歌时使用的语言。这些权威神学家们似乎对过去发生了什么和未来将出现什么非常确定。”
显然,这被认为是危险的。它明显超出了一般不列颠庸人的信念范围,因此,我们发现,在17年以后出版的该书第3版中,有了一个新的词条,在这个词条中,虽然按照作者所言,他“为双方”都提供了“最好的证据”,但他煞费苦心坚持了一种相当正统的理论。
在该书的第4版和第5版中,作者确实又重申了这样的抚慰。1824年出版了一个对第4版、第5版和第6版的增补,它论述了到那时为止已知的事实,但是在整个词条中几乎没有涉及《圣经》的理论。三年以后又出版了另一个增补。虽然在德国,这种混乱早已变成了有序的状态,但在英国,这种变化显然远未出现,因为在这一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关于语言学这个主题的词条被略去了。事实上,巴别塔和语言学这一主题像诺亚时期的大洪水和地质学这一主题一样,令百科全书的编纂者困惑不已。正如在论述后一主题时,编纂者们为了避开介绍科学真理而不得不使用“关于大洪水,参见洪水”和“关于洪水,参见诺亚”等语句,在论述前一主题时,他们也被迫采取了各种临时性的措施,其中有些是很滑稽的。1842年,该书出版了第7版,在这一版中,在第3、第4和第5版中出现的旧的关于语言学词条的第一部分仍保留了下来,但是关于超自然的部分基本被删除了。不过,我们在出版者加入的一个脚注中,仍然可以发现这种混乱依然盛行的一个奇特证据,出版者们否认与正统的观点有任何偏离。1859年,该书出版了第8版,这一版完全抛弃了旧的词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不与《圣经》学说相混淆的关于语言学史的词条。最后,1885年,该书第9版出版了,在这一版中,耶鲁大学的惠特尼教授和蒂宾根大学的西韦尔斯教授,在恰当的范围内对语言学究竟是什么作了令人钦佩的说明,并迅速了结了这种宗教理论——事实上,彻底把它抛弃了。[p.615]

一个非常有影响的神学家走进了英格兰的这一领域,试图挽救宗教语言学理论——这个人就是亚当·克拉克博士。他对语言学像对地质学一样,采取了激烈的反对态度。1804年,作为曼彻斯特语言学学会(Manchester Philological Society)会长,他在致词中声明,虽然各个流派的人都有资格成为会员,但是,“那些拒绝确认我们认为是神圣启示的人,那些想扰乱平和安宁的人,那些试图用可疑的议论搅乱单纯和没有思想者的心灵的人,以及那些竭力要使易上当者脱离太平之路和合理的从属关系的人,是不能从这个机构中获得一席之地的”。这段声明的第一句话,为人们的反思提供了材料,因为它把两种观念混淆在一起了,这种同样的混淆是两千多年来如此之多的神学与科学的冲突的根源所在。亚当·克拉克谈到了那些“拒绝确认‘我们认为’是神圣启示的人”。这样,在这里,《圣经》的真正意义的一个替代品以常见的窃取命题的方式出现了——“我们认为”的事物代替了实际所是的事物。[p.620]

他所采用的方法,是一种几乎在所有神学与科学论战的最后阶段都使用过的方法,而且是这种相当有效的方法最好的例子之一。这种方法包括,非常公正地陈述科学权威的结论,然后说服自己并尝试着说服其他人,教会已经完全接受了它们,而且现在把它们当作“对《圣经》真理的附加说明”接受了。玩一点文字游戏,来一点经文合并,加一点适度的压制,运用一点虚构的推理,再使用一点假装虔诚的措辞,事情就办成了。……他的这种承认……使得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不可能再抵制科学的主要结论了。从此以后,我们看到,只有一些其热情超过了判断力的人还在设法拯救神学的幽灵。[p.622]

有思想的神学领袖们,已经开始接受与神话和传说旧的解释相反的有关语言的科学结论了。这个结果无论对科学还是对宗教来说都是件可喜的事。对宗教而言,……基督教的创始人传授给我们的它的基本教义,已经通过比较语言学摆脱了巨大的负担,从而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有关人类心灵和精神的工作上了。
这个结果对《圣经》也没有造成什么伤害。相反,通过科学,这种神圣的启示对我们来说变得宝贵了。在那些从古代的各种文明获得的神话和传说中,我们看到了对我们人类来说最重要的宗教真理和道德真理的发展。神话、传说和寓言都服从某种法则,它们似乎是这些真理不断向越来越高级的形式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背景条件。我们现在开始认识到,有关创世、人的堕落、大洪水以及我们宗教经典中的其他许多纪事,是对从迦勒底人那里获得的传说的回忆。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发现,关于约瑟的美丽故事,有一部分来自于可能在象形文字中仍可以看到的埃及传奇文学。这有什么关系呢?大卫王与哥利亚的故事来源于诗歌,而参孙像在其他宗教中的许多大力士一样可能是太阳神。这有什么关系呢?在世界的童年时期,具有很高责任的教化却通过诸如有关约拿和巴兰等离奇的故事来体现。这有什么关系呢?对这些事实了解愈多,《圣经》中汇集在一起的大量文献就会变得愈丰富。那些把巴比伦的创世传说和其他东方观念吸收到希伯来的宗教经典之中的人,融入了他们自己的观念和推论。这有什么关系呢?达尔文改变了我们的全部创世神话;赖尔和他的伙伴们把希伯来的创世故事和关于诺亚时期的大洪水的故事归入传说之中;哥白尼结束了太阳为约束亚停留在空中的传说;哈雷通过发表他的彗星定律终结了“朕兆和奇迹”的学说;皮内尔指出,所有的精神错乱都是身体的疾病,把隐多耳女巫和所有魔鬼附体的故事都划归到神话领域;牧师沙夫博士以及许多最近到过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徒游客,把罗得妻子转变成盐柱的故事划入到传说的领域;人类学家说明了人类是怎样在世界各地从低级和原始的初级阶段向上发展的,从而摧毁了“人的堕落”的全部神学理论。这一切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的宗教经典的绝大部分文献只会因此对我们越来越有价值:我们日益了解到,世界上那些有助于朝正确方向前进的力量,通过世界远古时期唯一合适这一作用的媒介——神话、传说、寓言和诗歌,长期以来一直锲而不舍地在人类之中产生着影响。[p.626]

这些虔诚的信念似乎是没有界限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种观念,以及对创造神话和兜售奇迹的热爱,不断扩大这些信念的范围。信教的宗教改革,最初也并没有使它们有所减少,相反,却给它们增加了力量,并且使它们在大众心理的地位更巩固了。它们似乎注定要永远持续下去。[p.651]

即使在拿破仑和波旁王朝时期,仍然有这样一些人,尽管他们的研究成果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可能会遭到教会和国家的轻视甚至敌视,但他们凭借单纯的对符合事实的真理的热爱,仍在继续进行探索、观察和描述,这既是科学工作者的荣耀,也是科学真理的荣耀。[p.660]

伴随这种看法的转变而来的,是这样一个有趣的结果:正如我们业已看到的那样,天主教和新教的旅行家们一个接着一个去死海旅行,但几乎没有人再遵循《旧约全书》的这一训谕:“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路加福音》,第17章,第32节)他们当中的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最好还是忘掉她。对于许多虔诚的传说,他们都十分谨慎,但是对于有关罗得妻子的传说,他们通常看起来好像从未听说过似的,如果他们简洁地提到它,那也只不过是为了用貌似虔诚的修辞迷雾来掩饰整个问题。
在这种情形下,自然而然随之就出现了一种常见的尝试,即使基督教界抛弃旧的信念的可信性。1887年,在这方面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尝试,在那一年,神学博士坎宁安·盖基牧师非常有价值的著作《圣地与〈圣经〉》(The Holy Land and the Bible)出版了。关于乌斯都姆岩层,他指出,:“到处都有一些经受住了水的冲刷而变硬的盐岩,虽然在它们周围有些盐岩软化和磨损了,但仍然耸立起一些独立的盐柱,其中有一个被阿拉伯人称为‘罗德的妻子’。”
从以前的历史来看,这种把这一神话归因于可怜的阿拉伯人的企图,马上会带来某种可悲的和滑稽的后果。这个神话并非是伊斯兰教徒创造的,正如我们业已看到的那样,它最初出现在犹太人中,而且我几乎不用提醒读者,它还出现在《所罗门智训》和约瑟夫斯的著作中,从此以后,一直得到了教父、殉教者和教会的权威神学家们的坚决维护,并且得到了至少一位教皇和无数主教、牧师、修道士、注经者以及天主教和新教的旅行者们的坚决维护。因此,在把这个神话的责任推卸给阿拉伯人时,盖基博士似乎表明,他的同胞既是“热情的天才”,又无能力识别一个玩笑。[p.670]

他们对宗教的贡献比对科学的贡献更大,因为他们至少开始破除神化即历史这种强制性的信念,而这种信念对基督教是最危险的。
因为基督教的最大敌人可能不希望别的,就希望它的主要领导者们证明,除非人们把世界各地无偏见的人都知道是神话的叙述当作历史来接受,否则他们便无法相信基督教。这样一种证明的结果,必会日益使教会内部有思想的人变成伪君子,使外部有思想的人变成嘲笑者。[p.672]

在1830年至1840年的这十年之初,修道院院长马斯特罗菲尼出版了一本论述高利贷的著作,他在该书的扉页上宣称,这本书证明,“适度的高利并不违背《圣经》、自然法或教会的决定”。在他的著作的通篇,这位修道院院长不得不通过压制真理、回避事实、玩弄文字游戏和歪曲历史来证明,教会没有犯错误。可能没有比这更滑稽的了。面对众多教父、权威神学家、教皇和公会议的明确的反对收取任何贷款利息的主张和教令,他竟然厚着脸皮称,它们所反对的是过高的利息。[p.694]

从基督以前300年开始,在当时伟大的人类思想中心亚历山大,犹太学者们把构成《旧约全书》的那些主要著作精心翻译成了希腊文。在那个时期和那个地点进行这样的翻译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而围绕着它,也发展出了非常之多的解释性神话和传说。这的确是一种双重发展。在那些非常喜欢这个新译本的犹太人中出现了一个传说证明了这一点。这个传说最初的大意是,当时埃及的君主托勒密,应他的首席图书馆馆长的要求,派人去耶路撒冷寻找译者;犹太族的高级牧师以利扎给这位国王送去了耶路撒冷神殿中最珍贵的《圣经》的副本,并且从以色列的12个部落的每一个中选送去6位德高望重、最虔诚并且最有学问的学者;这样,译者的人数与上帝神秘的72种称呼正好对应;经过这72人的共同努力,一个非常完美的译本诞生了。
在这种神话和奇迹的气氛中,传说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没过多久,这个传说变得更神奇了。据说,托勒密国王下令这72个译者各自独立翻译全部《旧约全书》,把每一个译者关进法罗斯岛的彼此分开的一个房间中,就这样,一直隔离到翻译工作完成;每个译者的工作都用了整整72天;在第72天结束时,人们把这72个译本加以比较,结果发现,所有这些译本彼此完全一样。这显然表明翻译得到了耶和华的认可。
不过,从关于这件事的所有神话和传说中,也发展出了一个大相径庭的解释。仍然忠实于他们民族传统的犹太人,认为这个希腊译本是一种亵渎,因而出现了这样一个传说:当翻译工作完成时,整整三天大地上漆黑一片。这显然表明耶和华对翻译不认可。
这些著名的传说,相对于以前任何时期的传说而言,产生在一个相当文明的时期,而且多少年来大量的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一直坚信它们;然而,它们只不过是诸多实例中的一个,这些实例都说明,在文明发展的初期阶段,当人们是用奇迹而不是用规律来解释任何事物时,就不可避免会产生这些有关宗教经典的传说。[p.703]

遵循意志—原因率,人赋予了至高无上的神像他自己一样的身体结构、智力结构和道德体系;因此,世界上的每一种伟大宗教的信仰者都会把其宗教经典当作他认为是绝对完善的东西:他想象,如果他自己有无限的善良、睿智和影响,他自己就会把这些提供给这个世界。
一个简单的类推也许的确能向人类证明,即使一个文献出自某个十分睿智、善良和有影响的作者之手,从某种人类的标准来看,它似乎也是不完善的,因为他只考虑从自己周围的世界中寻找他归之为一个全智、全德和全能的创造者的作品,这不可能不出现麻烦和错误。
但是,这一类推长期以来被人类忘记了,每一种伟大宗教的解释者,都为了使自己满意并且使其信徒得到启迪而证明,他们自己的宗教文献在陈述方面是绝对准确的,在意义方面是无比深刻的,在形式方面是不可思议地完美的。从这些前提他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自己的宗教文献是独一无二的;其他宗教著作都不可能来自某个神圣的源头;所有其他声称是神圣的宗教著作都是冒牌货。
在世界上的每一种伟大宗教中,另一个制约宗教文献发展的规律是,构成宗教文献的那些著作,一旦经过挑选和组合,它们就会被认为是一种最终的创造,不能再从中取消任何东西,甚至连形式方面的错误,如果被传统认可了,也不能修改。[p.704]

当字面解经法与不断增长的知识或道德情感的发展相冲突时,神学家就把一些神秘意义当作庇护所——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规律在所有伟大的宗教中都起作用:……
这一切都是最自然不过的了。一旦人类达到更高的文明水平,寓言的发明马上就会成为拯救神学权威的一种方法,这时,按照早期的伦理规范,宗教作者就会做出这样幼稚的陈述:梵天会实施使海盗丢脸的暴行,朱庇特会参加适合唐璜的冒险,耶和华会采用欺骗、残忍和专横的不公正手段,从而会把任何文明的人类都送上刑事法庭。[p.706]

里昂的圣阿戈巴尔德主教对偶像崇拜、巫术迫害观念、神明裁判以及公证决斗等方面的荒谬和愚蠢了如指掌,正是凭借这种洞察力,他对这种庞大的解经法体系的徒劳无益洞若观火,并且反对那种认为神灵指通过《圣经》的文字传达其启示的观点,而且提出了一个在以后各代人中都引起了反响的问题:“一旦你们开始采用这种体系,谁能估计由之而来的荒谬?”[p.712]

在12世纪,与普世教会的精神更为一致的,是伟大的圣维克多隐修院的于格的学说,它包含着这样一些有不祥之兆的文字:“首先从信仰中学”(Disce primo quod credendum est),这意味着,先要接受那些教条,然后寻找经文去证明它们。[p.712]

接近17世纪末时,著名的乌德勒支教授福伊修斯断言:“《圣经》中没有哪一个词在严格意义上不是神授的,就连每一个标点也不例外”,这一断言得到了来自诸多布道坛、神学讲座、宗教会议和公会议的回应。但不幸的是,很难得知“《圣经》的权威”实际是什么。对于大多数信教的牧师来说,它意味着他们有智力去发明、有能力去坚持经文的任何含义的权威。[p.717]

在我们的19世纪,有人对《圣经》的修订极为反感,而在17世纪,有人出于同样的但更强烈的情感反对这种修订。以修道士和教区牧师为首的大批的人,马上出来表示抗议。修订者在《新约全书》中使用了正确的耶稣的名字,而没有沿用以前错误的正字法,这一事实却引起了最强烈的宗教狂热。索洛维茨克大修道院的修道士们,在受到送给他们的新书时惊恐地大叫了起来:“不幸,真是不幸!你们对上帝之子做了什么?”他们随后关上了门,拒绝服从牧首、公会议和沙皇,这场抗争持续了七年,最后,皇帝的军队包围了这些修道士,把他们带走了。由此而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老信徒”派,一直延续到现在,他们狂热地专注于那讹误百出的旧的经文读物。[p.717]

《创世记》被普遍认为是对创始和地球上出现生命的记述,它不仅非常全面,而且异乎寻常的准确;它还记述了科学的每一个分支中必须历尽艰辛和困苦才能证实的所有发现。在讲英语的国家,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我们这个时代。最近,英国一位最杰出的生物学家告诉我们,在他事业的某些阶段,他在自然科学的每一条道路上都会遇到一个路障,而且每个这类路障上都贴着这样的标签:“禁止通行。摩西”。[p.719]

他主张,《创世记》的经文“必须全然接受”;“它包含了所有人的知识和神的知识”;“《奥格斯堡信纲》(Augsburg Confession)中的28条在它那里都可以找到”;“它是反驳各个种类或各个教派的无神论者、异教徒、犹太教徒、土耳其穆斯林、塔塔尔族穆斯林、教皇至上的信仰者、加尔文派教徒、索齐尼派教徒以及浸理会信徒的论据库”;它是“所有科学和艺术,包括法律、医学、哲学和修辞学的来源”;是“所有历史记述以及所有的信仰、贸易活动和职业的来源和必不可少的要素”;是“对所有美德和邪恶的一种展示”;是“所有安慰的起源”。[p.719]

斯宾诺莎补充了两个已证明是非常有用的普遍命题,因为它们包含了所有现代教会人士宽容的信仰的萌芽。第一个命题提供了这样一条准则,对于圣公会来说,这一准则注定会在我们的时代拯救她的大部分最高尚的信徒,这个命题就是:“神圣的《圣经》包含着上帝的福音,只要它含有这些,它就不易被败坏。”第二个命题是:“思辨学说中的错误并非是不虔诚造成的”。[p.723]

神学和教会中心主义的巨大祸根就在于它们总是有这样的倾向,即因小失大——为信条不惜牺牲仁慈,为一致(uniformity)不惜牺牲整体(unity),为传统不惜牺牲事实,为教条不惜牺牲道德。[p.734]

现在,皮由兹实质上接受了圣维克多隐修院的于格的著名格言——人们必须先找到要相信的东西,然后再从《圣经》中为它寻找依据。他对旧的解经法的主要部分十分热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关于《但以理书》的见解。枢机主教贝拉明曾坚持认为,道成肉身的学说依赖于对托勒密天文学的维持;丹齐乌斯曾强调,宗教的持续依赖于希伯莱语的元音标注法的神圣起源;殉教势彼得按字面意义接受《创世记》,把一切都看作是神圣的;沃伯顿主教曾主张,基督教完全依赖于对有关敌基督者的预言的正确解释;约翰·卫斯理曾坚信,《圣经》的真理依赖于巫术的现实性;威尔伯福斯主教在后来的一个时期曾坚持说,道成肉身的学说依赖于“摩西”关于人类的起源的陈述;教士会成员利登曾强调说,基督教本身依赖于按照字面意义相信诺亚洪水、罗得妻子的转化以及约拿在鲸鱼肚子中的寄居等——像所有这些人一样,皮由兹坚信,基督教的命运必定与《但以理书》是否创作于远古时期联系在一起。幸运的是,尽管托勒密的天文学、巫术、《创世记》中的创世神话、有关亚当、诺亚、罗德和约拿的传说、希伯来语元音标注法的神圣起源、有关敌基督者的预言以及《但以理书》是否创作于远古时期等,现在已经被当作过时的信念搁置起来了,但基督教却变得更强大了。[p.737]

在美国反对蓄奴制斗争时期,最能使对宗教和上帝有敬畏感的男人和妇女摈弃旧的《圣经》解经法的,莫过于用《圣经》来证明奴隶制的合理性。……虽然佛蒙特州主教霍普金斯承认,他个人并不喜欢蓄奴制,但是他证明,《圣经》认可了这种制度。其他神学家,无论属于天主教还是新教,也都坚持了同样的理由。从南部诸州传来的回应,是发自内心的强烈的反驳之声:“《圣经》认可蓄奴制?那《圣经》可太糟糕了。”[p.758]

对基督教新的和更完美的发展做出了更大贡献的是,《马可福音》最后的12节实际上被否定了。因为在这部分经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不信的必被定罪”(《马可福音》,第16章,第16节),这句话比其他任何一句话都让无辜的人留出了更多的血。从这一源头已经合乎逻辑的发展出了这一观念,即对占统治地位的神学恰巧在某个时期宣布为根本性的这种或那种教义的理智拒绝,是一种应不惜一切有限度的残忍为代价予以制止的罪恶,因为这种拒绝必然会导致无限痛苦和永无休止的惩罚。[p.771]

从人在耶和华自己的心目中成为残忍、背信弃义和有报复性的种类开始,我们就与这样的理想联系在一起:人类要为了公正要做公正的事,为了真理而寻求和说明真理,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谈到更大范围的世界,在宗教和伦理学方面有优势的民族,已经从“选民”这一受他们的各种残忍和非正义的部落神激励和支持的思想,上升到一种大社会观,在这个大社会中,上帝的父爱遍及所有人,人类的手足情谊遍布在所有人之中。
就这样,最终,从这种旧的构想——我们的《圣经》是神谕之汇集(亦即一大堆令人迷惑、会导致诸多相互争执的解释的言论,它们使世界进入了充满“仇恨、怨恨和各种各样的冷酷无情”的漫长而令人厌倦的时代),从物神崇拜、玄妙的观念和盛大的仪式,从暴政、流血、装腔作势地构造的欺骗,从我主耶稣最痛恨的一切,历经多个世纪,通过一系列众多上帝的子民的辛勤劳动、献身甚至殉难,逐渐发展出了这样一种观念,《圣经》是一种宗教文献——一种只有在各个科学分支努力带入人类心灵和灵魂中的神圣之光的照耀下才有可能出现的发展——是对人的向上发展而非人的堕落的启示,是对永恒的正义法则而非暂时的教条和习俗的说明,是一个不同个人和民族向上发展的历程。《圣经》不再是一种神谕,值得“下层社会”接受,但却被有知识的人悄悄讥笑;它也不再是一种迷信,其捍卫者必定是迫害者、调和者或“护教士”;它是最富有成效的论据,宗教和科学都可能会接受它,把它作为它们各自力量的源泉。[p.775]


《基督教世界科学与神学论战史》摘抄 #2

从前,有一个快乐的法国国王在他的王国中巡游视察,他在一个省城的城门口受到了市长代表的欢迎,这位代表这样开始了他的致辞:“祝您快乐,陛下,今天上午市长大人不能来恭候您的大驾光临,理由一共有13个。第一个理由是他死了。”听到这里,国王仁慈地宣布,这第一个理由已经很充分了,他不想再麻烦市长代表继续讲另外12个理由。[p.260]

接近公元2世纪末的时候,马可·奥勒留皇帝为了保住他的王位,在现在的匈牙利与夸地人(the Quadi)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在这场重要的战役鹿死谁手仍难以预料的时候,突然间下起了一场暴雨,雨点打在夸地人的脸上,令他们目眩,从而给罗马军队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得马可·奥勒留能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每一种重要宗教的信仰者们都声称,这场暴雨是他们自己所崇拜的对象引起的。异教徒坚持认为,暴风雨是朱庇特顺应他们的祈祷施放的,在罗马的安东尼柱上我们也许仍然可以看到奥林匹亚的朱庇特的轮廓,他从辽阔的天空上抛掷霹雳、倾注暴雨来对付夸地人。而基督徒们则坚持说,暴风雨是耶和华顺应他们的祈祷而施放的;德尔图良、优西比乌斯、尼斯的圣格列高利和圣哲罗姆都强调这种气象奇迹;的确,前两位热心于论证其真实性,为此,他们允许自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超越原有的历史真相。[p.290]

早在公元9世纪,一位伟大的传教士、莱昂斯大主教阿格巴尔德曾对这种迷信予以了沉重的打击。他的著作《驳庸俗的人惯于冰雹和雷鸣的荒谬观点》(Against the Opinion of the Vulgar touching Hail and Thunder)说明,他是人类历史上所知最虔诚的、具有正确理性的使徒之一。他试图通过论证和奚落,时不时再加上一些气势宏大的雄辩,抵制这种趋势。他的一段话具有历史意义,他断言:“现在,这个可怜的世界在傻瓜的专制下说谎;基督徒对事物的看法如此荒谬,以致于以前任何人都不可能使异教徒相信这些事物。”
但是,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这种迷信的大潮继续滚滚向前;重要的神学家们发展了这种迷信,神职人员们钟爱这种迷信,到了中世纪末,我们听到了永无谬误的罗马承认它的声音,并且把这种信念牢固的嵌入基督教的精神之中。因为在1437年,教皇犹金四世凭借万能的上帝授予他的教权,并且在神保佑他行使这种权力时不会犯任何可能的错误的情况下,发布了一道诏书,激励异教和巫术的审理者更加勤勉地惩治魔王在人间的代理者,尤其要打击那些有力量导致坏天气的人。1445年,教皇犹金再次重申了这项任务,并且再次下达指令和命令,绝对无误地使教会信奉这种学说。但是,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比犹金更重要的人,使这种观念在教会的精神中留下了更深的印记。1484年12月7日,教皇英诺森八世发布了他的诏书《最高的希望》(Summis Desiderantes)。在从罗马发出的所有文件中,无论是皇帝的还是教皇的文件,这一诏书毫无疑问是第一份也是最后一份造成最多无辜者流血的文件。这是一份受良心驱使的文件,在这一点上,没有哪个文件比它更明显。受《圣经》命令的启示,“汝等不应容忍女巫生存”,教皇英诺森鼓励德国的神职人员用尽一切办法查找巫师,尤其是那些利用坏天气毁坏葡萄园、花园、牧场和正在生长的庄稼的人。这些命令以《圣经》的各种经文尤其是《约伯记》中的著名叙述为依据。为了完成这些命令,教皇授权搜捕女巫的宗教法庭的法官们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进行搜寻,并且为他们准备了一个手册——《捣巫锤》(Malleus Maleficarum)。无论是在天主教国家还是新教国家中,这本手册数个世纪以来都受到了人们的尊重,人们几乎把它当作是神授的,该手册进一步发展了撒旦在气象中的作用的学说,并且详细论述了各种发现和惩治它的方法。
通过按照《捣巫锤》中所订立的规则对数以千计的妇女进行的拷问,不难为这种神圣气象学理论找出大量证据。那些可怜的人在拷问台上挣扎,那些曾经是他们最亲密和最可爱的人令他们恐惧,他们唯一渴望的就是一死,以便减轻他们的痛苦,为此,他们承认了任何和每一件能令宗教法庭的法官和审判者满意的事情。[p.303]

1768年,在信奉新教的英格兰,约翰·卫斯理坚决相信巫术的确有作用,用他自己的著名声明来说,即“不相信巫术的作用实际上就是不相信《圣经》的作用”。在苏格兰,据我们最近的实例出现在1773年,这一年“联合长老会的牧师们”通过了一个决议,宣称他们相信巫术的作用,并且对它受到普遍怀疑表示悲哀。[p.311]

老教会虽然顽固地坚持老的理论,但最终不得不承认富兰克林的理论在实践中具有无可逾越的地位,因为他的避雷针做到了祛邪咒语、圣水、游行、上帝的羔羊、教堂钟鸣、拷问台和烧死巫女等未能做到的事。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就连法国东部最贫穷的农民也明白这一点,因为他们看到,斯特拉斯堡大教堂(Strasburg Cathedral)巨大的尖塔,既非神圣之地,里面也没有能保护它免遭频繁的雷电之灾的钟,下面也没有能起到这类作用的圣水或圣物,但它安上富兰克林的避雷针后,却一劳永逸的受到了保护。于是,许多人对一个问题便有了答案,这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欧洲和美国主要的神学家的问题:“为什么万能的上帝会袭击他自己的神圣教堂,或者容许撒旦去袭击它们呢?”[p.312]

在意大利,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的塔楼。尽管塔楼的顶部有天使,有经过祝圣的钟以防御气象操纵者,旁边的大教堂里有圣物,附近的广场上有游行队伍,它仍然频频受到闪电的伤害,甚至被摧毁。1388年它严重受损,1417年它上面的木制尖顶完全被毁坏了,并且在1489年再度被毁坏,1548、1565和1653年,它又被严重损坏,1745年雷击如此严重,以至于已经用砖石重建过的整个塔楼,有37处受到损坏。尽管富兰克林的发明已经被物理学家贝卡里亚引进意大利,圣马可教堂仍未受到保护,并且于176和1762年再次受到严重的雷击;直到1766年,亦即富兰克林的发现过去14年后,它才安上了避雷针,从此以后再未遭到雷击。
锡耶纳大教堂(the Cathedral of Siena)美丽的塔楼也是如此,尽管使用了所有可能的神学方法来保护它,但它仍然一次又一次地遭到雷击。对给它安装通常所谓的“异教针”,反对之声显得非常之高,但是最终,这个塔楼还是受到了富兰克林发明的保护。1777年虽然有一次一场巨大的闪电经过避雷针导入地下,而教堂却毫厘未损。就这个城市而言,这件事可以使科学与神学和解。不过,最大限度地使意大利神学家转而接受科学观点的,还是布雷西亚的圣纳泽尔教堂(the Church of San Nazaro)的事例。威尼斯共和国在这个教堂的拱顶存放了超过20万磅的炸药。1767年,即富兰克林的发现过去17年之后,教堂由于仍未安装避雷针,结果被闪电击中,拱顶中的炸药被引爆,整个城市有六分之一的部分被毁,3000多人丧生。[p.314]

基督教的创立,开创了神学的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但它对科学正常发展的抑制超过了15个世纪。这种抑制的目标是双重的,首先是制造了一种自然科学的幼芽在其中难以生长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为了真理而追求大自然的真理的所有尝试,都被看作是无用的。从《新约全书》中发展出的普遍信念是,世界末日为时不远,最后的审判即将来临;现有的有形的自然界不久便会毁灭,因此,教会最伟大的思想家们极为轻视自然科学的研究者,并且坚持认为,除了灵魂的拯救以外,其余一切事情都是愚蠢的。
……
其次是确立了一种所有科学要想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下去必须遵守的标准——这种标准更偏爱魔法而不是科学,因为这是一种从对犹太教和基督教《圣经》的文字解读中获得的严格的教条主义标准。人们认为,与诗歌、编年史、法典、道德故事、神话、传说、寓言、信件中所表现甚至暗示的关于自然的观点相比,或者与碰巧保留下来并被当作圣典的文献中的论述相比,从确定的事实中得出的最细心的归纳结论也是非常容易出错的。
因此,在12个世纪的时间里,占统治地位的正统观念要么会使自然科学失去信心,要么会使它走入歧途。这样,任何研究自然的人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时,要么公开地从对“灵魂的拯救”非常有用的宗教经文中寻找说明,要么秘密地寻求对确保个人利益非常有用的超自然力量的帮助。[p.327]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看到,首先,像优西比乌斯、拉克坦提乌斯以及他们的同伙这样的人是如何把科学作为一种无用的事业加以反对的;其次,像大阿尔伯特、圣托马斯·阿奎那这样的人以及他们的大量追随者,是如何把中世纪的主要潮流从科学转向神学的;最后,上至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和英诺森八世以及重要的宗教界的领导人,下到不同的神学家和神职人员以及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有多少人甚至直到最近都在竭尽全力,先是要把科学研究当作危险的事业加以扼杀,随后又对它加以阻碍。
所有这些对科学的成长来说都是有害的,不过,在许多方面还发展出了某种更具破坏性的东西,这就是神秘主义神学的影响,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它渗透、充斥和损害着几乎每一个科学分支,使它们难以有收获。在中世纪早期的这种发展的不同形式中,我们发现了一种把自然科学与从《圣经》经文获得的伪科学混杂在一起的情况。在制造这种混合物时,犹太教徒与基督教徒彼此展开了竞争。在这一过程中,宗教经典被当作一种崇拜物;每一个词、每一种字面意义,都被认为是神圣的并且隐藏着某种寓意。……当经过犹太神秘哲学解释的《启示录》向有灵性的信徒打开了这些宝库的时候,为什么人还要通过实验和观察在大自然这本书中寻找知识呢?[p.343]

弗兰西斯·培根指出,神学家们有时狡猾地猜测,如果不怎么了解科学,那么“每一事物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归结为上帝的手段和威力”,他认为,“这无异于用谎言去取悦上帝”。[p.345]

有些人不愿意放弃这样一种观念,即我们大量的宗教文献应当继续扮演控制科学的教科书的角色……。这些教义唯一的作用,就是减弱了宗教对于人的影响的合理性。[p.350]

没有必要认为,演说者和传记作者普遍都是有意识地试图进行欺骗。事实不过是这样:通常,他们的思考、演说和写作,都遵循决定神话和传说在充满爱和激情的温暖环境中繁荣发展的自然规律,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当人们很少有或没有关于自然规律方面的知识时,当人们不怎么关注科学方面的证据时,并且当人们最相信的人被认为是最值得称赞时,就常常会出现一些伟大的宗教领袖。[p.467]

圣安布罗斯断言:“医学的规则是与神圣的科学以及神圣的观察和祈祷相矛盾的。”我们发现,在整个中世纪,这一命题常常被重申。我们将会看到,从这种观念演化而来的物神崇拜在数个世纪中妨碍了医学科学的发展。
按照这种观念发展的神学,把所有治愈事例,甚至那些由于科学的努力而导致病愈的事例,笼罩在一种超自然的气氛之中。早期教会对宗教经典中的奇迹的栩栩如生的说明,使神奇干预这种观念在中世纪得以延续。伟大的教父们对奇迹的持续证明,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但是一切都表明,他们十分期望甚至在最微不足道的场合出现奇迹,以致不要求任何在现代可能会被认为是适当的证据的东西。[p.471]

近年来最主要的英国哲学史家有这样一种见解,即在人类历史上的所有组织中,罗马教会曾经导致了最大规模无辜者的流血。熟悉历史的人,即使承认所有可能情有可原的历史环境,并且承认老教会因其所做的伟大工作毋庸置疑理应享有的荣誉,他也无法否认这种论述。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中世纪所提出的反对解剖学研究的一个主要观点,竟然是这样一句格言:“教会憎恨流血。”[p.473]

教会中奇迹和物神疗法的大量发展,持续了一个又一个世纪,这可能就是以教会为一方、以具有更丰富的知识的医生为另一方彼此对立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事实上,教会假定她自己在医学方面具有某种比科学方法更好的东西。在这种信念的影响下,一种自然的本来无害的对基督教殉教士的圣物的崇拜,日益发展成了一种纯粹的拜物教。[p.479]

在所有这些质询中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它的逻辑答案对医学科学的发展是特别有害的:当根据大量并存的无可辩驳的证言,圣物、朝拜和宗教仪式在欧洲各地已经和正在治愈众多病人时,人们为什么还要寻求建立科学的医学和外科学呢?[p.481]

也许基督教所做的最不幸的事,就是把它自己与各种注定逐渐会沉没的学问绑在一起。正如在罗吉尔·培根的时代,有些杰出的人物竭尽全力要把基督教与亚里士多德学说捆在一起,在罗伊希林(Reuchlin)和伊拉斯谟的时代,有人坚持把基督教与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捆在一起;同样,在维萨里时代,有人想方设法要把基督教与盖仑(Galen)的学说联系在一起。在所有时代,都有这样的呼唤;在这个时代,我们也听到了抑制科学研究的呼唤,即对所谓“正确的学问”的呼唤。无论是拥护亚里士多德而反对培根,或者拥护阿奎那而反对伊拉斯谟,还是拥护盖仑而反对维萨里,都是为了呼唤“正确的学问”——这是一种始终如一的观念,即较早的研究是“无害的”。[p.486]

在罗马教会的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比它在加拿大的神职人员在大约本世纪中叶蒙特利尔爆发大规模斑疹伤寒期间的行为更完美了。这座城市的天主教神父们,日以继夜毫无畏惧地照顾那些因没有卫生知识而遭受病害的人;患病和死亡的恐怖也无法使他们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他们为了减轻我们人类最贫穷和最无知的人的痛苦,心甘情愿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就是他们的宗教的记录。而在1885年,他们的神学也留下了一项记录。在那一年,蒙特利尔市爆发了危害极大的天花。由于接种了牛痘,该市的几乎所有新教徒都幸免于难,而同一城市大量的天主教市民,在某种旧的正统思想的模糊残余的影响下,拒绝接受种痘,因而遭到了可怕的痛苦。当这场瘟疫最终变得极为严重,旅游和贸易大幅度下滑,邻近的城市开始建立隔离带时,有人竭力推行义务种痘。结果是,信奉天主教的就业人口中有大量的人抵制这种做法,有人甚至以生命相威胁。神职人员最初对这种行为是容忍甚至是鼓励的。……健康委员会(the Board of Health)竭力反对这种迷信,并且给天主教神职人员发了一封信函,请求他们劝说人们接种牛痘;虽然有两三个人遵照这种请求做了,但大多数教士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公开表示反对。其教堂位于感染地区中心的天主教团体的神父们,继续谴责种痘;信徒们则被告诫要信赖各种祷告活动。……
但与此同时,这种在新教徒那里几乎已经绝迹的疾病,在天主教徒中疯狂肆虐,其危害与日俱增;而真理,甚至对那些最虔诚的人来说,也变得越来越清晰了。最终,尽管是在头脑简单的信徒付出了惊人的生命代价之后,由于强制性地采取了一些适当的措施,瘟疫才得以抑制,而怀疑的幼芽已经植入了这些信徒的孩子们的心中,他们将在未来几代人中结出丰硕的果实。[p.492]

在总结科学与神学的这段漫长的斗争史时,有两个重要的事实应当注意:第一,世界从已确定的真理的后退是与它走进“信仰时代”成正比的,而它与已确定的真理的接近则是与它从信仰时代后退成正比的;第二,神学对教育的严密控制是与医学的下滑成正比的,而医学的发展则是与神学对教育的放松成正比的。[p.496]

有人用这样的事例来证明这一信念,即事实上人们已经看到,在大规模瘟疫时期,犹太人的患病率比基督教徒低。毫无疑问,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情况是由于他们有非常出色的卫生体系。在埃及,这种体系大概几千年以前就有了,并且通过犹太法典制定者和政治家们流传了下来。因此,犹太人当然更遵守更细致的卫生准则,而且更坚持节制食用有危险的食品,而这些食品恰恰是基督教徒经常食用的。但是,一般公众不可能理解这个简单的原因,因而会草率的得出这样的结论:犹太人的免疫力来自于撒旦的保护,这种保护得到了回报,疫病就是他们大规模地向基督教徒投毒造成的。这种思维方式导致的一种结果是,欧洲各地都有人试图通过拷打甚至杀害犹太人来平息上帝的愤怒,并组织撒旦的横行和瘟疫的肆虐。[p.515]

这些宝贵的小瓶子里面装的圣物,的确很令人感兴趣,因为它们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这样一个时期,在那是一些为了宗教观点甘心情愿地走上火刑柱的人认为,用出于虔诚的谎言和神圣的欺骗来拯救他们同胞的灵魂并不算错。从科学的观点看,这种奇迹其实很简单:……。请注意,有一点是很不同寻常的,即在上述的那段时间内,甚至那些国王的高级官员看到这种所谓的奇迹时都表现出了一种敬畏之情:他们显然找到了“信仰的快乐”;其中一位官员想使我相信,唯一能够导致这种感觉的,就是那种神奇的力量直接发挥的作用。[p.519]

在美洲新教徒的殖民地,虽然瘟疫一直都被归因于上帝的愤怒和撒旦的怨恨,但也有这样一个情况,据说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天罚被解释为上帝的仁慈。在普利茅斯殖民团来到以前,印第安人中的疫病被认为是上帝为了福音使者而清扫新英格兰的一项重要工作;而使白人人口锐减的瘟疫,却被同样的权威认为是魔鬼和女巫所致。[p.523]

对于一个天主教徒来说,用神学的理由来解释这些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为什么如此众多信仰坚定、信奉正教的城市遭到了惩罚,而许多信奉异教的城市却没有受到伤害?为什么在疫病期间,在那些忠实于教会的地区,那些对神学的崇拜物深信不疑的可怜之人会像苍蝇一样死去,而那些怀疑宗教信条的人却常常能死里逃生?同样的困难也使那些虔诚的新教徒困惑不解,他们也许会问:为什么那些虔诚的农民会在他们简陋的农舍里暴病身亡,而许多上流社会怀疑宗教信条的人却毫发无损?渐渐地,信奉天主教和信奉新教的国家开始明白了,如果疾病要惩罚什么罪孽,那么这个罪孽就是不讲卫生。[p.526]

现在也许应该问一下,公共卫生学的这些进步,是否实际上是以最高意义上的宗教为代价的?最近一段历史暗示了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元首拿破仑三世,是一个著名的伏尔泰信徒。在他达到权力的巅峰时期,他决定建立一所音乐学院,它的建筑将是同类学院中最豪华的。至少在现代,它所计划的规模是前所未闻的,它的建设花了很多年,上百万法郎的资金扔在这里了。同时,这位皇帝还决定重建病院,即著名的巴黎医院;这项工程的规模在同类中也是空前的,而且也需要上百万法郎的资金。但是在建设者两座建筑时,人们显然知道了这位皇帝的决定,即在提供最好的审美享受的同时,应该提供一种能减轻人类痛苦的类似的享受,而且这些建设应当齐头并进。因此,计划严格按照以下方式进行:以同样的速度建设歌剧院和病院,决不允许前者比后者早完工。历史证明,在他以前的500年间,波旁家族中那些“最笃信基督教的国王”从来不服从这个国家的宗教意识和道德意识。卡特琳·德·美第奇和她的后代们使这个国家陷入了大规模的宗教战争之中,从未表现出有这样的情感;路易十四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废除了《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给这个国家的许多代人带来了悲哀,他从来没有想到在建造他的宫殿和公用建筑的同时满足慈善事业的需要;路易十五在所有事物上都顺从教会的意志,从来不会有丝毫有意违背它的举动,但他却花费了巨资来满足他个人和这个民族的虚荣心,而他本应该同样的为慈善事业做一些事。法国这个国家,在它主要是受神学考虑控制的那些时期,似乎对这种思想一无所知,即国家或君主应当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以便减轻人类的痛苦,从而证明为奢侈的艺术享受而作的准备是合理的。直到19世纪下半叶,人们才产生了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尽管是默默的,但是非常强烈,以至于拿破仑三世,这个从所有正教的观点来看都是不信教的声名狼藉的人,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并且树立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典范。[p.529]

魔鬼附体是精神失常的主要原因这一观念,在中世纪充满宗教热情的温暖环境中得以发育,成长、开花,并且结出了许多有害的果实。
……神学思想的潮流太强劲了,甚至提及魔鬼的力量是有限的,似乎都很危险。否认撒旦就是无神论;医学没有完全承认魔鬼在精神病中的干预作用,这一嫌疑最容易给医学专业贴上“无神论”的标签。……在各个地方,都有人信奉这种信念,越来越经常地引用这段经文:“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出埃及记》,第22章,第18节)在没有其他的《圣经》经文——也许有一段出外——想这段经文那样导致众多无辜的人流血。[p.541]

在教会中存在着很有影响的两大思潮,从来也没有两种力量像它们那样截然相反。
其中一方是基督教精神,它来源于它的神圣创立者的心灵和头脑,非常有效地促进了宗教的思想和工作的发展,尤其是导致了通过宗教收容所和温馨的照顾来减轻病人痛苦的措施。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镌刻在中世纪一家大医院的这句非常感人的话:“Christo in pauperibus suis”(耶稣自己在受苦受难)。而另一方是神学理论,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它来源于古代迷信的残余物,而且因不断求助于我们的宗教经文而得以维持。这种理论认为,许多也许绝大部分精神病患者都是魔鬼附体,或者魔鬼与他结盟,对精神错乱者采取残酷的手段,就是对魔鬼及其宠儿的惩罚。通过这种思想潮流,逐渐发展出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使人类备受煎熬的残忍的迷信活动。与此同时,在关心精神病患者方面,基督教的一系列努力几乎丧失殆尽。[p.541]

从教会和国家许许多多非常有影响的人物那里,图克几乎得不到任何帮助。而神学精神的影响却充分体现在庞斯特博士在这同一年发表的《关于精神障碍的观察记录》(Observations on Mental Disorders)之中,在表明对精神错乱的原因和本质一无所知之后,庞斯特博士虔诚地总结说:“我们的研究必须到此为止,我们必须宣布,‘上帝的工作是令人惊奇的,而它的方法是我们无法发现的。’”这似乎也就是教会的普遍观点:尽管新的“救济院”地处英格兰两大教会中心之一,但我们没有听说他从约克市的大主教或者任何他的神职人员那里获得过任何帮助或鼓励。[p.560]


« Older |